《中國文學史》:聽錢穆講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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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錢 穆 講述?? 葉 龍 整理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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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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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手稿

  錢穆先生是舉世聞名的史學巨擘,其《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及《朱子新學案》等代表作均名動一時,然而遍觀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萬言,除《錢賓四先生全集》涉及較少純粹的文學內容外,卻沒有留下一部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如今,這一憾事得到彌補。

  《中國文學史》講稿的由來

  上世紀五十年代,錢穆先生在香港九龍為新亞書院校務奔忙之余,每個學年堅持開設幾門公共課。以目前公布的筆記手稿體量來看,其中尤以1953年的《中國經濟史》和1955年的《中國文學史》篇幅最長。以此推算,二門課程安排課時較長,錢先生備課投入精力較大,可見先生教學思想之考量。

  在新亞書院,他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另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成的體系,但因亂世流離加之校務冗忙,講稿并未能整理成書。

  所幸,錢先生的學生葉龍保存了當時所記的筆記。葉龍是江浙人士,學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錢先生的“無錫國語”,又恰好學過速記,因其“做筆記極為仔細,能做到盡量不遺漏一個字”,曾多次得到錢先生的肯定。

  這些筆記在葉龍的箱底塵封了60年,他“搬了十幾次家,這些筆記本最不舍得丟”。2014年,已經87歲高齡的葉龍感到了把這些珍貴資料整理并傳下去的緊迫性。如果這些東西在他手里失傳,那不只是一人之損失,而是“錢學”之損失,“中國文學”之損失。于是他逐字謄寫、校訂、整理,并決定一邊整理,一邊在媒體上連載。在連載時,引起多位國內知名人文學者的熱議和爭論。同時也引起了新華文軒北京出版中心的關注,他們迅速聯系到了葉先生,雙方一拍即合。

  錢先生平生治學從不以“門戶”束縛自己的研究思路,甚至不愿被歸屬于“新儒家”,當他的這部《中國文學史》講稿終于以完整的面貌呈現在普通讀者面前時,人們會以怎樣的目光來看待這本帶有講授者與記錄者溫度的講稿呢?

????錢穆先生的“根底”

  這本《中國文學史》講稿自《詩經》講起,至《水滸傳》《紅樓夢》,還延伸至林琴南譯著小說與《域外小說集》等,可以看作是錢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看法,彌足珍貴。同時這是一本很見講師真性情的講稿。如果將錢先生早年受業所讀之書與此次文學史講稿中提到的書目做一對照,人們可以明顯地看出講稿根本就是錢先生中國傳統人文學養的“根底”。

  今天的讀者大都沒有私塾就學的經歷,然而通讀這本講稿,就能對私塾、書院等私人講學的風氣,有所感悟。不難想象,在他的課堂上,文學與歷史、思想與政治、傳統與現實的高下,歷史人物與文學人物的身份轉換,均隨先生思路的跳躍而隨腳出入,還有與西方文學特征的比較,每講一節往往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自然而發,并不時有對聽眾之勉勵與激發。學生此中收獲,比之嚴肅刻板、按部就班之今日文學史教科書,自然更多。

  這部文學史講稿最初引起筆者注意的,便是它對中國古代文學政治性的把握。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基本特征,錢先生認為,一是不脫政治,以《詩經》三百篇而言,雅、頌為宗廟朝廷諷語,“風”雖采自民間,但采得后必經潤飾而成諷喻,也作為政治用途,所謂“民間文學”也有了政治指向。《離騷》看似純文學,卻是“為了政治失意而作,故亦具有政治性”。另一重要特征便是“文章同史”,錢先生認為太史公之《史記》,很好地解決了西方關于“文學與歷史是否合流”的問題:“《史記》是一部極嚴格的史學,且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能用文學眼光來看史學,又拿文學情調來描寫人生。”在中國古代社會漫長的演變過程中,文學性往往真正實現于史書之中,故談論“中國文學史”應該看到它的獨特面貌。但絕對以政治來考量中國文學的成色,或以歷史作為文學的終身“伴侶”則又失之簡單。當人情、風俗、社會形態,或思想、觀念、信仰等隨時代而變遷時,文學史注定將走向新的篇章。錢先生將此種情形比作“唐人愛用五彩,宋人則喜用素色簡色;唐代用彩畫,宋則用淡墨,風格自各有不同”。

  讀者不難注意到,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特別注意文學的“體”。這誠然是由于載體性質對中國古代文學走向的影響極大,但更重要的是,錢先生試圖以此來探尋“中國文學史”的流變,并給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宗”。從宏觀層面說,錢先生認為,儒、道、墨、名諸子皆盡含有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均寓于文學中”,加之“文章同史”,故文學實在是中國文化傳承有序的主要載體。從單一的“文體”層面來看,散文與韻文是我們探尋中國古代文學體裁流變的兩條主要線索,即如韻文的《詩經》與散文體的《尚書》,兩者是并重的。從功能上來說,文章的體類有言志、說理、記事和抒情四種。中國韻文的演進是由詩而辭,而賦,而曲,進而到現在的京劇。細察錢先生這部講稿,從微觀角度梳理中國文學的“體”,固然是通過考察文學體裁來促成人們對文學及其內涵流變的把握,但不能不注意講稿中的這番話:“普通我們說:漢賦、唐詩、宋詞、元曲。詞在宋代特盛,超越了唐代。今人認為文學是進化的,所謂新文學出,舊文學告退,這是不對的。到了宋代,詩仍是存在的,不過多了詞,只可以說,支派加多了。”這話指向的,自然是當日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激進。

  《中國文學史》講稿最引人注目之處,無過于對建安文學的高度褒揚,認為它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先生評價文學,標準唯在其生命力。他認為獻帝以前,中國文學中如《詩經》、諸子與《離騷》等,“其文學之表達均無獨立觀念與自覺性”,直到曹操父子開始,才建立起新文學。錢先生尤其激賞曹操及曹丕父子當時雖在政治上已躍升為領袖,但其筆下作品“仍出于私人情懷”,繼承了《古詩十九首》在文學中表露出人生獨立觀念。錢先生對曹丕于文學史層面之評價更高,以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談及文章之技巧,提出“文以氣為主”這一主張,實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巧的第一人”。“文學貴能自覺獨立,其本身即有獨立的價值技巧”,文學講求生命力與氣韻魂魄,正與錢先生之標準契合。

  縱觀錢先生這部講稿,其學識、人生態度、對現實之困惑盡皆其中,可謂一部有真性情、有獨立判斷之“中國文學史”。

????愈了解愈真實

  錢先生的文學史講稿推崇韓愈,其原因除開其發起古文運動,主要因其提出“尊重師道”。結合錢先生早年受業與自學的個人經歷,“師道”除去對傳統的繼承,更是技術性問題,是實現先生以文化問題之解決達到民族國家其他問題之解決的主要途徑。基于此,他曾言:“我們的大學教育是有其歷史傳統的,不能隨便抄襲別人家的制度。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于書院制度。私人講學,培養通才,這是我們傳統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其中“培養通才”與我們今天所謂“通識教育理念”極為相近。這就解釋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滄海桑田之時,錢先生何以選擇在港島這片舊文明與新文明短兵相接之地,面對一眾來自內地的流亡學生和南洋僑生,緩緩展開他的“文學史”“經濟史”備課卡片。

  進一步講,錢先生的“通識課程”在當時確是有針對性的,《中國文學史》講稿中“明清古文”一節說:“五四提倡白話文后,再無文學可講,大學只是講語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據,大學里就沒有文學了。在文學系里聽的只是語言、文字與考據而已。三十年來至今,已危險了,致使今日青年已無國文根基。”“根基問題”帶來的傳統之斷裂,對自己文化的陌生與迷失,無疑是錢先生長期揪心之問題,“新亞”的初衷莫過于此。

  對于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筆者都曾經深恐后世研究成果愈多,其真實的性格因遮蔽而愈顯模糊,但對于錢穆先生,重溫其平生事功,卻感覺無比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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