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察分布為主軸的訓詁——以《論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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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堯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

  

  《公冶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目前,在古書中歷來見仁見智的疑難詞句的注解中,還較為廣泛地存在著王力先生指出過的“十位學者隔離起來,分頭研究同一篇比較難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種不同結果”的現象。我們提出“以考察分布為主軸的訓詁”,就是試圖改變這一現狀。這種訓詁方法,較有可操作性,過程和結果較為具有可驗證性、可重復性。《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就是實踐這一訓詁方法的階段性成果。

  所謂“分布”,一是指詞在句中所占據的語法位置,如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等等;二是指詞的結合能力,即該詞修飾何詞,該詞被何詞修飾,等等。通俗地說,就是詞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條件。

  其中至為關鍵的,就是好些學者都曾論述的,幾乎沒有哪個詞的分布和其他詞雷同。雖然僅見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古漢語,要確定一個詞的分布總和很困難,但出現頻繁的常用詞,考察其大致的分布并與其他詞加以區別還是可行的。用分布的區別性特征,在同時代典籍中仔細分辨詞或義位分布的不同,就可將某一詞語和其他詞語區別開來,古書中的疑難詞句就有可能求得確解。

  《論語·堯曰》中“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以前的注本——包括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錢穆《論語新解》,都把“誰”理解為主語,翻譯“又誰怨”為“又有誰來怨恨呢”“又誰來怨你呢”。考慮到古漢語中主語經常不出現,上古漢語賓語“誰”一般位于謂語動詞之前,這一“誰”可能是賓語,“又誰怨”應譯為“(他們)又能怨誰呢”。既然主語“誰”和賓語“誰”都在謂語動詞前邊,怎么鑒別呢?我們統計了大量同時代文獻后,發現主語總是位于副詞“又”之前,賓語總是位于副詞“又”之后,這一句的“誰”應當是賓語。這是考察同一個詞的分布。

  《衛靈公》中“小不忍則亂大謀”,該句的“忍”歷來有兩種解釋:忍心,忍耐。目前的《論語》注本一般都注“忍耐”(容忍)。但在《論語》成書時代的典籍中,當“忍”受否定副詞修飾且不帶賓語時,只呈現“忍心”的意義,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漢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離先秦時代不遠的漢朝人正是這樣理解的,《史記》《漢書》多有記載。這是考察“忍”的兩個意義在分布上的區別。

  《公冶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譯注》讀“唯恐有聞”為“唯恐又聞”。我們通過對《論語》同時代典籍的全面考察,發現動詞“聞”除了幾種特殊情況外,都必須帶賓語。其中一種特殊情況是固定結構如“多聞”“無聞”等。“有聞”因出現較頻繁,也是固定結構,不帶賓語。如:“三咽,然后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滕文公下》)而“又聞”少見,不是固定結構,要帶賓語:“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可見“有聞”不能讀作“又聞”。這里考察了“有”“又”兩詞的分布特征。

  因為每一詞甚至詞的每一義位的分布都是獨一無二且客觀存在的,因此在全面準確考察的前提下,十位學者分頭考證,結果可能一樣或近似,這就較為符合科學研究所要求的具有可驗證性、可重復性。因此以考察分布為主軸,形訓、義訓、聲訓以及二重證據法等等手段、方法都圍繞著分布來進行,是較為可操作的。

  符合分布的標準,指經過同時代語言的全面考索而能夠文從字順。符合分布也即文從字順的句子,不必再作他釋;不合分布也即不通的句子通過改變句讀、讀若他字詞或換字等手段而最終文從字順者,為合格的考釋。

  有無例外?當然有。例外是如何造成的?古代漢語沒有錄音,現存古漢語材料,無論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都是通過漢字這一媒介來記錄的;漢字記錄的古漢語有著少量的失真,尤其是在古代不用標點符號的情況下。但是,第一,這類例外并不多見,也即大多數“兩讀皆可通”并非真的如此,其中大多數可以證明只有一讀。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據說有八種讀法,我們已經在《論語新注新譯》這章的《考證》中證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傳統讀法在當時語言中是文從字順的。第二,這“兩讀”都必須經過同時代語言的全面考索證明是文從字順的。

  我們不提倡兩種做法,一是在考證這類疑難詞句時,將語言系統之外的情理、義理作為重要證據甚至唯一證據;二是雖然在語言系統之內運用形訓、義訓、聲訓等方法、手段考索疑難詞句,但至為關鍵的考察分布的環節卻缺位了。

  古人雖然沒有說什么“分布”,但有關詞語考證的經典范例,都符合分布原理。例如“高郵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釋《詩經·邶風》“終風且暴”,通過對“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等“終~且~”句式句子的歸納,認識到“終風”不是前人所說的“西風”“終日風”,“終”是近似“既”的意思,這就是典型的以分布為主軸的考據。古人謂之考“辭例”,反復予以強調;楊樹達先生謂之“審句例”,說它是王氏之所以成功的緣由;我們不過是明確提出以分布為主軸罷了。

  前人多認為王氏《讀書雜志》《經義述聞》勝過俞樾《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因為前者更注重書證,也即更注重辭例;前人注重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勝過注重其《群經平議》《諸子平議》,也是因為前者更注重辭例。可見,前人未嘗不明白“重辭例”“審句例”的重要。我們反復強調對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既然王氏之釋“終風”,俞氏《古書疑義舉例》無疑是精華,我們當然應該吸取并發揚光大之。

  當然,利用分布來考索古詞語,有些問題還有待解決。例如出現頻率很低的字詞,暫時還未找到考察其分布的有效辦法。

  (作者系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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