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漢學研究(五)

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

  一、中國文學研究在當代美國漢學研究中的位置

  美國漢學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重新定位。我在“美國的漢學研究(一)美國的漢學研究歷程”曾介紹過這個轉型過程。其重要的標志之一是1925年太平洋學會(AmericanCouncil of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立。它的出現,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東方學、中國學研究開始走出古典語言文學、歷史、思想文化的純學術研究壁壘,轉向側重現實問題和國際關系問題研究的新領域。二戰后又出現以哈佛大學費正清為代表的 “新潮流派”。后來的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杜維明把它叫做“一種反漢學的中國研究”,即倡導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和實踐。“其重點當然放在美國利益上”。自費正清開創“區域研究”模式起,美國的傳統漢學就開始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特別是以費正清以哈佛為基地,開創了美國的“區域研究”模式,發展并光大了美國的“中國學”。這種結合使他與歐洲漢學的傳統分道揚鑣。表現在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歷史研究領域應用較多,在以語言文字為研究對象的中國文學尤其是古典文學領域應用較少。特別是上個世紀70年代后,美國政府和基金會逐步將投資目標轉向國內城市和少數民族問題上,對中國學的資金投入相應地普遍減少。此外,從70年代后期起,新培養出來的優秀的中國學青年學者,一般只能到二三流的學校去才能找到職位,而80年代后期起,一個三四流大學里的中國學教職都會有數百人去競爭,中國學專業的畢業生工作難找,這無疑給中國學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已從漢學研究中的顯學,在一定程度上已邊緣化,其受重視的程度,不但落后與中國史學、政治學、經濟學走后,甚至也趕不上對中國儒學、道家、道家、佛教的研究。作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數量本就有限,他們的興趣既隨著學術思潮和機遇的改變而變化不定,又因課堂教學的需要而分心。做系列研究或長篇翻譯的往往是沒有教學任務的資深或退休教授。還有,不管是新進的老師還是申請讀博士的學生,研究古代文學的遠遠少于對現當代文學與文化感興趣的。這種朝文化研究的轉向使許多大學語言文學系拓寬了視野,展開對媒體材料的研究,不管是月份牌、報紙廣告、電影還是電視劇,都被納入到教學和研究的范圍中,但是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大學里講古代文學的教授少于講現當代文學和文化的,甚至一位都沒有。

  表現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首先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大量借用,社會科學的術語和方法成了研究范式轉化的明顯標志當前的美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已經不滿足用譯介或者訓詁的方法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也不限于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來對重點作家、時代、文類、思想風格進行分析,跨作家、跨時代、跨文類、跨學科成為越來越常見的現象。其次是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對文學闡釋的影響,特別是新歷史主義和解構主義對文學史書寫的影響。

  面對美國漢學研究在上個世紀中期的轉向,特別是與歐洲傳統的漢學研究方式決裂,美國一些漢學家也持相反的看法和批評態度:

  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一批老一代的研究中國的杰出學者,如美國亞洲學會主席亞瑟·F·懷特就曾在1965年亞洲學會年會上以《當今的中國研究》為題,回溯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研究的理論誤區和方向性錯誤。嚴厲批判這種既脫離歐洲的漢學傳統,又自外于其研究對象——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方式。他認為美國漢學受制于“學術市場”,即“美國的學術自由是和飯碗連在一起的”:學術研究在美國如同制造商品,研究中國等于是適應“政治市場經濟”。對中國的分析研究情報最大的買家是政府。這種畸形的漢學不僅不是喜訊,卻是令人擔憂的。懷特指出:正是這種背景造成了當時“中國學”的一窩蜂倉促上陣。學術積累不夠,青黃不接,人才斷層,各方面的資料設備也缺乏。無計劃的好大喜功造成了人才的浪費。時髦的“中國學”成了大雜燴和虛榮的滋生地,懷特將此稱之為“欺詐的漢學”。懷特感慨說:美國漢學興盛伊始,曾有一個極好的開端。此時秉承歐洲嚴謹的學風,美國早期漢學家在三十年代曾與北京的中國學者有過出色的交流,而且在西方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同道。可惜好景不長,太平洋戰爭隔斷了這種聯系。隨后,美國對中國的抵制、圍堵和敵視更使這個傳統失去了維系的可能。

  與懷特幾乎同時,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漢學家L·C·古德里奇教授在《近期中國學研究的發展》一文中,亦針對當時任何不學無術的人都敢到漢學研究中插一嘴的現象大聲疾呼,批判美國漢學的膚淺,并號召學界抵制無知,強調基本功,反對嘩眾取寵。

  也有的美國學者對此采取兼收并容的態度: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亞洲學講座教授,國際權威漢學期刊《通報》(T’oung Pao)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古代文本文化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柯馬丁(Martin Kern)在2017年的一次講演中說:(一方面)“我們完全清楚地意識到,搜集、校訂、匯編、排序、分析以及注疏等等,這些學術行為本身就是構建和塑造了傳統諸多文本的力量。我盡力熟知中國古代文獻,同時也閱讀大量與其他文明有關的古典研究文獻”;(但另一方面)“我相信,這種廣泛的跨學科和跨文化經歷是另一種變革的力量。一種全球性的人文學研究不會是兩極對立的學術,不會兵分兩營成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研究中國;相反,它應當是多極的”(《超越本土主義:早期中國研究的方法與倫理》,原載《學術月刊》2017年第12期,米奧蘭、鄺彥陶譯,郭西安校改)

  2005年10月25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先秦史專家史嘉柏應邀在上海華東師大歷史系作“西方漢學界關于中國歷史若干爭論”演講。他認為,在漢學大規模國際化之時,對中國古代歷史的了解應該是全新的、全科學化的、全客觀的,還是應該盡量融合中國人本身對過去的一些看法。也屬于融合論,并提倡繼續爭論 :“各界漢學學者都應該積極地的參與到這一基本問題的辯論中來,這也是歷史學家的使命之一”。

  下面簡介現代美國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簡況,時間從新中國成立和朝鮮戰爭后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內容包括中國古典文學,近、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這幾個主要方面。

  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先秦文學研究

  先秦諸子、《詩經》、先秦神話和《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皆有所涉及。其中諸子研究尤其是孔孟、老莊的研究主要在哲學層面上進行,這在“美國的漢學研究(二)、(三)儒學、道家研究中已做介紹。

  在《詩經》的研究方面,達拉斯德州大學顧明棟有一部與《詩經》和《周易》有關的闡釋學專著《中國閱讀和寫作理論:一條通往詮釋學和開放詩學之路》(2005)。顧明棟,字澤木,揚州人,英國倫敦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美國達拉斯德州大學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孔子學院院長、美國《諾敦理論與批評選集》特別顧問、現為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 南京大學人文社科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與中國文學有關的是比較詩學、中國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其英語著作除上述外,還有一部《中國小說理論:一個非西方的敘事系統》; 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西方文論、比較詩學、中國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代表性論著除上述外,還有: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Routledge Press 2013,米勒教授作序,商務印書館2015年中文版),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中國小說理論》 (SUNY Press 2006),英文編著一部: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向西方讀者翻譯中國》(SUNY Press 2014)。中文專著一部《原創的焦慮:語言、文學、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徑》(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李澤厚先生作序),中文編譯著多部,最新編著文集《“漢學主義”論爭集萃》(與周憲合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目前正在組織世界各地高校近50名中國文學學者編寫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盧德里奇中國現代文學指南》)。中英文論文近百篇。與上述相關相關論文有《周易明象與語言哲學及詮釋學》(中山大學學報2009),《漢學與漢學主義:中國研究之批判》(南京大學學報2010)等。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柯馬丁(Martin Kern)教授近期以中文或者英文發表的系列研究論文,《從出土文獻談〈國風〉的問題:以〈關雎〉為例》(《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1期)、《出土文獻與文化記憶:早期歷史研究》(《中國哲學》,2004年第25期),關注了“雅”和“頌”在中國古代禮儀和文化身份形成中的作用、出土文獻中出現的《詩經》引文,以及對“國風”的早期解讀等方面。也有論文探討《史記》和《漢書》中詩歌的運用。除了把《詩經》置于早期文化背景之下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外,柯馬丁還正在著手準備新的《詩經》英文全譯本。

  耶魯大學東亞系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詩經〉中的繁殖與再生》(《哈佛亞洲研究學報》,2001年第61卷第2期。后收入田曉菲譯《他山之石——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從儀式的角度討論了傳統的延續性問題,即如何繁殖與再生。這一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生產和種族延續;二是社會結構與政治倫理的延續。在論文中,他討論了四首詩,分別是《周頌·載芟》《大雅·生民》《大雅·下武》和《大雅·云漢》,并認為人類文明的傳統是一個用文字記錄和保存的連續的知識系統。。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博士金鵬程(Paul R. Goldin)《中國古代詩歌中的交歡意向從性的角度對詩經中的一些文本進行解讀,金鵬程認為,這些交歡意象實際上是人際關系的隱喻。2017年11月9日下午他應邀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作“氣的具體含義及其積極意義”講座,援引了包括《論語》、《莊子》、《春秋繁露》等著作在內的大量例證“氣”的基本含義是“呼吸”,而其他的含義是由它派生出來的。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的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儒學五經》也有很長的一章討論了處于中國經學史背景下的《詩經》。《重塑中國的往昔》、《中國思想與學術》以及與魯唯一合著的《中華早期帝國:一種重估》 都涉及《詩經》和諸子研究。

  與《詩經》和“漢賦”相比較,《楚辭》研究到現在為止是美國漢學界研究著力最少,新世紀以來也乏善可陳。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在美國至今沒有全譯本誕生。

  對先秦歷史散文《左傳》《國語》《戰國策》,美國漢學家已接收這類作品是可批判接受的歷史文獻而不是什么逸聞匯編。也有一些學者從敘事和修辭角度來對這些歷史文獻研究。李惠儀(Wai—Yee Li) 的《〈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早期中國史學里“過去”的可讀性》是這類觀點的代表之作。李惠儀(Wai—Yee Li)1987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晚明與清代文學、先秦兩漢歷史著作等。另與杜潤德、史嘉柏合作英譯了《左傳》的最新版本。另外著有《引幻與警幻:中國文學的情愛與夢幻》、《〈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明清之際的女子與國難及其回響》。編有《清初文學中的創傷與超越》。另與杜潤德、史嘉柏合作英譯了《左傳》。2016年,她因《帝國晚期中國文學中的女性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2014)一書獲得“約瑟夫·列文森圖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對《左傳》著力最多的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璣分校史嘉柏(David Schaberg)。其博士論文《中國歷史學的創立:<左傳>、<國語>》探討的是中國史學的起源,出版后獲得美國中國學研究最高獎項———列文森大獎。他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進一步完成的《模式化的過去:中國古代史學的形式與思想》考察了《左傳》的建構方式,他認為:“《左傳》是一個具有不可思議影響力的文體,因為他告訴我們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撰寫左傳的不知名史學家在文本中提供了他對過去的闡釋。他們信奉一種鮮明的社會等級制度,他們的闡釋正是建立在這種信念上。重要的是,通過文學表現形式,傳遞了上述信念,通過建構文學作品來塑造一個社會生活模式”。(吳芳、李廣益《西方中國學的建構與發展—訪加州大學洛杉璣分校史嘉柏教授》《思想與文化》第十八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8)。 作者對魯惟一和夏含夷編輯出版的《劍橋中國古代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史嘉柏有一個譯成中文近六萬字的長篇書評。該書評最大的價值是夠始終圍繞如何界定和使用早期史料這一核心,從對中國概念的理解、先秦史研究的獨特性以及早期中國研究學科的界定等方面來統領。使讀者在把握《劍橋古代中國史》的廣博內容同時,深刻思考書評中所提出的影響古代中國研究現狀及其走向的重大學術問題。這些問題,不但是有著幾百年歷史的西方漢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且也是在考古材料急劇增加的情況下中國上古史研究亟需思考和探討的問題。史嘉柏1996年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獲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戰國策》研究首推柯潤璞(Crump, Jr., James I. 1921——),一名柯迂儒,1950年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導師是漢學家金守拙(George Alexander Kennedy,1901—1960),1947年在《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上發表了生平第一篇論文《柳宗元》(Lyou?Dzung—Ywan),同年他還編纂出版了金主持的“銅鏡系列叢書”之《水滸傳選輯》,其中選編了《沂嶺殺虎》和《古廟避雪》的內容并附有出色的評述。其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元人雜劇和《戰國策》,在《戰國策》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戰國策〉及其小說》(《通報1960),《謀略:〈戰國策〉研究》(密歇根大學出版社,1963。1965年改名《戰國的計謀》牛津大學出版部印刷所出版),《〈戰國策〉索引》(與莎朗·菲德勒,安阿伯(Ann Arbor)合作)密歇根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73);《〈戰國策〉近期研究論文概述》(《古代中國》1975)

  柯雄文(Cua, Anthony S. 1932——)公教大學哲學學院退職教授。1954 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1958 年該校博士;著有《倫理論辯:荀子道德認識論之研究》(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5年。賴顯邦譯本 (臺)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種族的論證:孫子道德認識論之研究》(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5年)

  中國神話的研究。受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北美在這方面多采用人類學或原型研究的方法,也有的學者認為“神話即史”或“史即神話”,神話可以用來借鑒研究上古時期的傳奇帝王,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達特默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在其著作《世襲與禪讓: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傳說》中從神話學改造來的結構主義方法,分析直到西周初年的有關堯舜權力轉移的歷史記載。該書的中譯本由北大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發行。先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柏克萊分校學習中文,1974年獲博士學位。1972年始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1995年夏始任美國達特默思學院教授。她研究甲骨文,青銅器,竹簡,在亞非學院長期教授中國古代哲學文獻,對先秦的文獻、考古、思想和文化頗多涉獵。艾蘭多次來華參加文史、考古以及古文字學的會議,提出有創見的論文或作演講。1998年主編《<老子>國際研討會紀要》,作為”古代中國研究專刊”在美國出版。

  上古神話在新世紀的研究成果是斯坦福大學李國鼎中華文化講座教授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于2006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洪水神話》。陸威儀1954年生,師從何炳棣,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美國有名中國古代史專家,他的研究關注中國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長從政治和社會層面考察中國問題。其代表作是“哈佛中國史”叢書中前3卷《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國:唐朝》。哈佛大學出版社先后于2009—2013年出版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叢書,面向大中學生和普通讀者這套叢書汲取50年來世界中國史全新研究成果,譜寫21世紀全新中國通史。2009年出版以來,受到《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美國歷史評論》《亞洲研究》《倫敦時報》等近百家媒體好評以及哈佛大學教授包弼德、史樂民,劍橋大學教授麥大維,牛津大學教授戴彼得,華盛頓大學教授伊沛霞等世界知名漢學家一致推薦,數十所世界知名高校中國史課程指定教材。作者還有《早期中國的寫作》《早期中國的空間構造》等涉及先秦的歷史文化專著。

  漢魏晉南北朝文學 這個時期的通論性研究有美國斯沃斯穆爾學院講座教授柏士隱(Alan J. Berkowitz)的《不問世事的模式:中國早期中古對隱逸的實踐與描寫》(斯坦佛大學出版社,2000)此書通過分析一系列漢魏六朝文學、歷史及宗教文本,探討了魏晉南北朝隱逸話語的形成。柏士隱是西雅圖大學中國古典文學與中國語言專業博士,美國斯沃斯穆爾學院講座教授,亞洲研究會主席。專業方向是漢唐文化。目前,中古研究協會在丁愛博(albert e.dien,1927——)、柏士隱、陳美閱和南惜時(KeithKnapp)四位學者的策劃主持之下,正在召集同行編撰一部定名為《六朝文本》的參考手冊,旨在對六朝的主要文學、歷史以及宗教文本進行逐一介紹,每部文本的介紹包括文本的內容、真偽、文本流傳的情況、主要版本、箋注、譯文,并附有簡短的參考書目。其中有丁愛博(albert e.dien) 的代表作是《六朝文明》(2006,耶魯大學出版社;中文譯本,李梅田譯,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該書以考古出土實物為基礎,對照傳世文獻對六朝社會作了全面的考察,內容包括城市發展、建筑形式、喪葬禮俗、手工藝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丁愛博(albert e.dien)先后就讀于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56年到1960年取得臺灣師范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化博士學位,先后在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教授中國歷史與語言。代表作是《六朝文明》(2006,耶魯大學出版社;中文譯本,李梅田譯,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該書以考古出土實物為基礎,對照傳世文獻對六朝社會作了全面的考察,內容包括城市發展、建筑形式、喪葬禮俗、手工藝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1977年以來40余次到中國考察與學術交流。2012年元月丁愛博受邀在北師大作了一次小型的演講,題目是《粟特人史君墓:薩寶生活管窺》,對03年在西安發現的粟特人史君墓圖像作了詳細的解讀,提出了一些獨到的理解,對中古時期粟特人在華的生活圖景作了簡單的勾勒。另有專著《北齊書顏之推傳考論》(慕尼黑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漢魏六朝文學受到美國學術界關注最多的還是《史記》。單篇論文和著述都很多,主要集中于研究個別篇章的真實性、司馬遷的寫作意圖、文本結構及司馬遷的人格和世界觀等方面。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家中不乏對《史記》和司馬遷窮盡畢生心力專研者,其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茲生(Burton Watson,1925——)教授、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候格睿教授(Grant Hagby,1961—)和現任教于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的杜潤德教授(Stephen Darrant,1944—),被稱為美國漢學界研究史記的“三君子”。分別著有其代表作《司馬遷——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和《霧鏡——司馬遷著作中的緊張與沖突》。《司馬遷——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是華茲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取博士學位,并于195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專著曾榮獲哥倫比亞大學每年一度的克拉克·費希爾·安斯利(Clarke F. Ansley Award)獎項,更是西方史記研究領域第一本全面系統介紹司馬遷與《史記》的英文著作。候格睿的耶魯大學博士論文《史記的客觀性解釋》。其代表作《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則是對其博士論文的進一步豐富和提高。全書共八章,討論了《史記》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地位,敘事方式,探討《史記》的歷史闡釋是如何改變世界的,作者把《史記》看成是中華文明的奠基文本,司馬遷是繼孔子和秦始皇之后的另一位創造者。《霧鏡——司馬遷著作中的緊張與沖突》于1995年在紐約州立大學出版,全書共六章,對《史記》的“本紀”、“列傳”等五大體例逐一探討。《史記》的另一位研究專家倪豪士把杜潤德對《史記》的文本分析稱之為一項絕活,并認為這種絕活必將成為其它早期敘事文本的范例。

  《史記》研究中的另一位領軍人物是威斯康星大學的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1943—)倪豪士現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霍爾斯特·斯科姆講座教授。曾游學于遠東和德國,1972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德國、日本、臺灣及中國大陸多所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2003年由于其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突出貢獻,獲得Humboldt Foundation終身成就獎。他的主要論著有《皮日休》(1979)、《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1995;Expanded and Revised, 2007)、《柳宗元》(合著,1973)及近百篇論文與書評。在學術研究之外,他長于編輯與翻譯,主編《印第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指南》(Vol 1,1986;Vol 2,1998),編著《唐代文學研究西文論著目錄》(1988)、《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1994)。他是美國惟一一份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雜志《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創立者,并長期擔任主編(1979—2010)。也是古典文學翻譯家,致力于翻譯《史記》、杜詩、唐傳奇、《搜神記》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成果豐碩,影響彌深。迄今為止,北美尚無完整的《史記》譯本,目前由倪豪士牽頭的翻譯小組正在完成一部九冊的全譯本。

  漢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曾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曾師從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學習漢賦。而衛德明教授是當年極少數研究中國賦作的西方漢學家之一。1976年,康達維出版專著《漢賦:楊雄辭賦研究》,首次提出用“rhapsody”作為漢賦的英文譯名,得到了歐美漢學界的認同和接受。幾十年后,隨著康達維對“賦”的文體復雜性的進一步認識,在為龔克昌翻譯的他在華盛頓大學的漢賦研究講稿時,首次采用了“Fu”的音譯。2010年,在與蔣文燕的訪談中,他更明確地說明了放棄“rhapsody”的原因:“因為我覺得應該讓那些研究歐洲文學,美國文學的人知道Fu這個名詞……而且,rhapsody用于指西漢的賦比較合適,因為它們都在宮廷中被朗誦,但是西漢以后我覺得不合適。”

  康達維也是《昭明文選》專家。傾注了他40余年心血的英譯《文選》被認為是“譯文最精當、考據最詳實”的譯本,他計劃將60卷的《文選》全部翻譯成英文,目前已經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三冊分別是《昭明文選英譯第一冊:京都之賦》(1982)、《昭明文選英譯第二冊:祭祀、校獵、行旅、宮殿、江海之賦》(1987)和《昭明文選英譯第三冊:物色、情志、哀傷、論文、音樂之賦》(1996),其中涵蓋了《文選》中的所有辭賦。其專著還有《康達維自選集: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蘇瑞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并翻譯有《杜甫詩》。斯坦福東亞語言文化系的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這樣稱贊康達維:“康達維本人就是一個不可超越的標準。”

  康達維以外,關于漢賦的論著為數不多。較為重要的有柯馬丁在其文章中探討了西漢賦中道德勸說的美學,分析了《史記·司馬相如傳》的真實性。M猶他大學的吳伏生(FuhengWu)重新確認了帝王的欣賞品味及扶持對漢賦與漢代鋪陳表現技巧的影響。此外還有一些博士論文關注漢賦,從整體上講,對楊雄的研究遠遠超過了對其他賦作者的關注。在樂府、“古詩”研究領域,傳統觀點一直認可無名樂府的“民間性”并且是 “漢代”作品。最近美國學者在這方面提出了質疑。易徹理(CharlesEgan)在兩篇論文里以“漢樂府”為聚焦點,針對“無名樂府乃是民歌、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看法做出了尖銳的批評宇文所安所著的《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是海外樂府詩翻譯與研究最深入完整的著作,在這部引言達22頁、全書近400頁的著作中,宇文所安翻譯了從《古艷歌》到《古詩十九首》、從劉徹到傅玄的百余首樂府詩,并且提出了一些顛覆性概念,例如,他認為漢魏樂府詩既然屬于抄本時代文學,又經歷了后世一再的重新編訂,流傳到現在未必是當初的原貌了,因此這些作品應該算是5、6世紀文人群體留下的遺產,而不是什么“漢詩”。六朝“志人與志怪”研究方面,1976年,明尼蘇達大學漢學家馬瑞志(Richaed B·Mqther,1913—2014)以一人之力翻譯的《世說新語》在該校出版。馬瑞志2014年去世,享年101歲。漢學雜志MedievalChina(年刊)第20期(2014)推出《世說新語》的專輯,發表若干學者對《世說新語》的新近研究成果來緬懷馬瑞志。2003年,康達維與柯睿(PaulW.Kroll)也合編了《中國中古文學與文化史研究:馬瑞志與侯思孟紀念文集》。其中亦有《世說新語》的論文。

  近年來關于《世說新語》的研究還有錢南秀(QianNanxiu)的《中古中國的神靈和自我:世說新語及其傳統》。錢南秀是萊斯大學教授,另有《列女與賢媛:兩種漢文化圈婦女歷史書寫在日本》為例,具體闡釋了漢字書寫在東亞文化中的運用以及漢文化對東亞文化的影響。2016年7月8日應邀在安徽大學文學院作“重思漢文化圈:漢字書寫在東亞文化中的運用之批評性考察”主題講座。前面“美國道家、教教研究”中曾提及的宗教學者康儒柏還把葛洪《神仙傳》譯為英語并加以詳盡的探討與箋釋,在他看來,“志怪”并不是文學小說,而是紀實寫作,反映了古代人們對世界的理解。

  陶淵明研究:下面基本論著都展現出美國學者研究視野的寬度和廣度,超越了以往文學研究只關注作家生平與創作為主體的套路,其切入角度可供國內學者借鑒。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羅伯特·阿什莫爾(RobertAshmore)的《閱讀之樂:陶潛時代的文本與理解》,在陶淵明研究中獨辟蹊徑,探索了陶淵明及其同時代人的閱讀經驗;哥倫比亞大學田菱(WendySwartz)的《閱讀陶淵明:讀者接受的模式轉換》是英語學術界第一本對陶淵明接受史的全面研究;田曉菲(Xiaofei·Owen)《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由陶淵明詩文中的異文而關注中國古代手抄本文化問題,并通過對陶淵明詩文譯文的不同選擇,對陶淵明形象做出了新的探討,其提出的問題和獨特的表述方式頗引人注意。她以陶淵明為個案,討論了手抄本文化給古典文學研究特別是中古文學研究帶來的問題,強調文本的流動性和抄寫者/編者/讀者參與了文本的創造。顯示了后現代文學理論的影響。她現正致力于《塵幾錄——陶詩論稿》中英文書稿的著述。也參加《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的編寫。田曉菲是華裔,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妻子,筆名宇文秋水。1971年出生于哈爾濱13歲從天津13中學直接升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讀英美文學專業,198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東亞系。1998年6月,田曉菲從哈佛畢業,并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哈佛大學教授。她16歲時,適逢北大建校90周年前夕,田曉菲寫下了《十三歲的際遇》被選入國內中學課本,也成為田曉菲少年時代的代表作之一。《秋水堂論金瓶梅》(2003) 譯作《后現代主義與通俗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人民出版社)等。

  宮體詩研究:無論是褒還是貶,基本出發點是宮體詩以“女性和艷情”作為主題,但是田曉菲的最新力作《烽火與流星》援用“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歷史文獻的重新梳理,以政治、文學、文化及宗教等文化背景為依托,著重論證“以《玉臺新詠》為代表的‘宮體詩’并非是艷情詩”這一有別于既有觀點的核心論點,傳達出作者顛覆傳統意義上的梁代文學史,重新評估這一時代的文化史以及文學史的研究意圖。本書的中文版已由中華書局出版。

  唐代文學 當前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柯慕白(PaulW..Kroll)宇文所安(1946年—)一名斯蒂芬·歐文。師從著名漢學家傅漢思(Hans Hermannt Frankel),1972年獲得耶魯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隨即執教耶魯大學。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哈佛大學東亞中心于2006年出版了宇文所安的《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與其之前發表的《初唐詩》《盛唐詩》和《中國“中世紀”的終結》被稱為 “唐詩四部曲”。《初唐詩》為宇文所安的成名作,1977年初版以來便在漢學界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影響很大,至今仍是一本獨樹一幟的斷代文學史。作者率先將初唐詩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性地研究,并開掘了此后唐詩研究的一個方向,而其研究思路和研究視角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啟發良多。至于《盛唐詩》,宇文在的導言中說:“它以《初唐詩》為基礎,所以兩本書最好作為姐妹篇一起閱讀”。其中亦有一些獨到見解,如評論孟浩然:他“與王維不同,孟浩然并未認真地試圖重建傳統的風格。他經常借用詞語而不管上下文,但當他完整襲用原文時,卻往往用于戲謔的形態。《耶溪泛舟》就是這種戲謔的出色詩例”。“這些詩句的優美、嚴肅在不諧和的情境中顯得十分幽默有趣”。他的《晚唐詩》在分期上以“元和主要詩人的去世,以及對他們的詩歌風格的明顯抵制”作為晚唐開端,認為這一“詩歌興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時刻”標志了一個時期的轉變,以860年收尾,此后出現的大量詩歌出現只是“繼續著我們所研究的詩歌傳統”。關于晚唐詩歌美學觀念,宇文所安這回拈出了“回瞻”與“沉迷”兩詞。認為 “通過慨嘆已不存在的過去而喚起的缺失場景”的詩歌手法在當時的創作中頻繁出現,從中窺見出晚唐詩人常常回瞻,過往的歷史時刻,無論是歷史的還是詩意的,都“具有特別的光暈”。但這種“晚”主要是“一種文化上的遲到感”——他們必須始終“站在過去的大詩人和過去輝煌的陰影里”。

  最能代表宇文所安研究風格的可能是《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這是一部中西比較詩學別有風格特色的著作,全書將古今中外涉及愛欲的詩歌——包括中國古代和歐美傳統與現代的各種詩歌作品,打破習常規矩,不受框架拘束,信筆走馬,縱橫穿插,目的在于讓讀者從中獲得由詩歌本身和作者精密分析所帶來的愉悅,以及讀者透過文字表面深思其背后哲理所得到的快樂。據悉此公性嗜煙酒,心好詩歌。灑脫不持儀形,喜俳諧。應該是文如其人。他的初唐詩》、《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 中唐文學文化論集》《晚唐詩 827—860》《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迷樓 詩與欲望的迷宮》,以及最近的《中國文論》和《他山的石頭記》等作品在我國皆有譯本。在唐詩通論方面,他歷經八年耕耘翻譯而成的《杜甫全集》也于2016年面世,這部3000頁、6卷本的大部頭是學界關于杜甫作品的第一次完整的英文翻譯。他還是版《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的主編。

  柯慕白( Paul W. Kroll),亦名柯睿,努力于李白詩歌中道教內容的考釋,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主要論著有《李白的大鵬賦》(1984)、《在青童府中》(1985)、《李白的仙人用語》(1986)等。他于1976年獲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密西根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獲得國家人文基金、古根海姆基金、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中國研究獎學金等多種獎勵。《通報》(T’oung Pao)、《美國東方社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Society)、《唐研究》(T’ang Studies)等國際雜志主編。在海內外唐代文學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中古道教研究等領域備受矚目。他的中文名“柯慕白”即表達他對李白的仰慕。主要論著有《李白的大鵬賦》(1984)、《在青童府中》(1985)、《李白的仙人用語》(1986)等。他認為對于李白,道教不只是詩歌的靈感,而“意味著包含于上清派與靈寶派的宗教領域中的神圣經典、嚴肅實踐和神圣玄義”。 其代表作為《中國中古文學與文化史論文集》收錄了柯睿教授已經發表的6篇英文版論文:《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李白的紫煙》《李白<大鵬賦>》《蜀道:從張載到李白》《登高詩:登泰山》《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最初發表于1986年,此文是西方語言中首次嘗試展示道教對李白的意義,《李白的紫煙》一文對李白有關道教的作品展開進一步研究。這本專著我國有譯本,白照杰譯,齊魯書社2017

  初唐詩人王績研究,有康奈爾大學的丁香(DingXiangWarner)《野鹿與翔鳳:王績的對立詩學》是用20世紀80年代初期新發現的王績集五卷本對王績詩歌進行的論述:宇文所安弟子田曉菲的論文《誤置?一位中古詩人別集的三個清抄本》通過分析王績集版本流變探討庾信對王績的深刻影響和中唐文學口味的改變。

  余寶琳(Yu,Pauline),華裔學者,現任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主席,曾任洛杉磯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唐詩研究專家。專著有《王維的詩:新譯及評論》(1980)。出版后評價甚高,在當時英譯諸作之上。作者另有《中國詩歌傳統中意象讀法》(1987)。主編論文集《宋詞之聲》(1994.)

  在探討文本的產生和傳播方面,美國學者現在比較注意中國文學與時代的物質文化之間關系。哈佛大學東亞系的田曉菲、蔡九迪(Judith Zeitlin)、魏愛蓮(Ellen Widmer)、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等都是研究中國文學與物質文化關系的著名學者,也多是宇文所安的弟子。如宇文所安的弟子南加大國際關系學院終身教授、研究中國文學和物質文化關系的倪健(ChristopherM.B.Nugent),新近出版的《發于言、載于紙:唐代詩歌產生和傳播》就是這類著作的代表。該書還獲得了2012年的“列文森中國研究圖書獎”,但也引起了學界廣泛的討論,有學者甚至撰寫了長達75頁的書評與其論爭。他的《婦人與其抄手—處理韋莊《秦婦吟》的多個寫本》通過對敦煌蒙書中的層累知識闡述,均分析了原始文本流傳中的剝離問題,也屬于此種類型。

  在道教人物研究中,唐代司馬承禎最近一個時段頗受關注,而且與唐代文學研究相結合,如柯慕白(Paul W. Kroll)的《關于三個唐代道教人物的筆記》(1981)、《唐詩中的司馬承禎》(1978)、《盛唐山水詩文用語考證》是從詩歌角度作的研究。孔麗維(Livia Kohn)《得道的七個步驟——司馬承禎的〈坐忘論〉》(1987)翻譯詮釋了他有關存想的論文。

  唐代道教研究中最為出色的是薛愛華(簡介見前“美國的漢學研究(四)美國的道家、道教研究”)在他4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撰寫專著10余部,論文110余篇,譯文和書評40余篇,對唐代的道教、唐詩中的道教人物、道教與唐代文學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薛愛華非常強調唐代詩歌作為歷史文獻的重要性。他比較有名的專著有:《神女——龍女和雨女》(1973)、《步虛:唐代奔赴星辰之路》(1977)、《唐代的茅山》(1980)、《海市蜃樓——曹唐的道詩》(1985),論文有《吳筠的步虛詞》《吳筠的游仙詩》《上天的權威和冥間的樂園——唐代道.教文學筆記二則》《茅山之雪——一組道教意象》等。薛愛華的研究既有星象與宇宙意象,也有對文學中的道教主題的闡釋,對茅山派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貢獻。

  專門研究唐代宗教文化的佐治亞大學宗教系副教授柯克蘭(Russell J.Kirkland)在1980年代就有不少道教研究力作,1990以后更在《唐研究》《亞洲研究學報》《中國宗教學報》等重要期刊和國際研討會上發表20余篇論文,如《道教傳統中的人物和文化》(1992)、《中國道教的歷史概觀:分類與用語問題的考察》(1995)、《從無私到自我滿足:道德經的道義》(2000)等。

  道教神仙譜系中出現的形象,如西王母、灶王爺等,也引起了不少西方學者的興趣。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薛愛華在他的許多論著中都談到了唐代詩歌散文中出現的女神,如《神女: 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1976,有中譯本:程章燦譯,葉蕾蕾校,北京:三聯書店,2014 )。柯素芝(Suzanne Cahill)在1980年代發表過一些關于眾女神之王西王母的論文《中古中國文獻中的女神西王母形象》(1982)、《表演者和女性高道——作為中古中國婦女之守護神的西王母》(1986)。1993年她出版了《宗教超越與神圣激情——中國中古時代的西王母》,對學術界已有的西王母研究作了全景式的回溯和綜合,尤其是對漢代到唐代的西王母信仰和傳說的演變的闡述,表明西王母信仰是個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宗教傳統。柯素芝是薛愛華的弟子。1982年以博士論文《中國古代文學中女神西王母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Goddess Hsi Wang Mu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哲學博士學位。1993年由斯坦佛大學出版的《宗教超越與神圣激情——中國中古時代的西王母》一書,即其畢十年之功打磨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該書總結了過去近百年來海外漢學界在歷史學、文學、宗教學、神話學、考古學、性別研究等諸多領域的成果,體現了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在中國古代文學、性別研究、道教研究三個領域均有一定的開拓。該書在研究方法上亦有突破。這是一本在西方漢學界擁有廣泛影響的西王母專論,此書甫出,《通報》《哈佛亞洲研究》等6家西方漢學權威期刊紛紛刊登柏夷(Bokenkamp)、太史文(Stephen Teiser) 等著名學者的書評,對此書褒揚有加。作者另有論文《中國中世紀的性與神:關于〈臨江仙〉詞》(1985),《“自恨羅衣掩詩句”——唐代女冠詩作中女性的聲音》等。

  唐代散文研究較多的還是倪豪士。據他在接受采訪時介紹:他在回到印第安那大學后,請求柳無忌先生開一門“柳宗元研究”課程。然后把那個研究課里所寫的論文編輯整理,寫成了一本書《柳宗元》于1973年出版。繼后又發表了一篇兩篇論文《解讀韓愈<毛穎傳>中的諷喻》(《遠東>1976年12月),《試析<文苑英華>中“傳”的結構》(《亞洲研究季刊》,1977年5月)。1978年出版專著《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有中譯本,中華書局2007)本書運用西方獨特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來研究唐代的傳記與小說,采用了多層次、全方位的比較方法。內容包括:中國小說的起源、《文苑英華》中”傳”的結構研究、略論九世紀末中國古典小說與社會等 。1979年出版了研究專著《皮日休》。在這期間還發表了幾篇討論六朝、唐代和明清文言小說的論文,并用中文發表了一些文章:《中國小說的起源》(《》古典文學》,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8月),》南柯太守傳,永州八記與唐代傳記及古文運動的關系》(臺北《中外文學》,1987年),《碑志文列傳和傳記:以歐陽詹為例》(《第一屆國際唐代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南柯太守傳的語言,用典和言外意義》(《中外文學》,1988年),《柳宗的逐畢方文與西方類似的比較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傅成瓊等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本人對唐傳奇一直有興趣。最近發表了兩篇有關沈亞之的文章,并撰寫了由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的有關章節另外。本人還打算出版一本唐傳奇的英文翻譯(徐公恃《一生一世的賞心樂事——美國學者倪豪士教授專訪》《文學遺產》2002—01)

  對中國詩學尤其是女性文學特別關注的有孫康宜(Chang,Kang—i Sun,1944—)教授,原籍天津, 1946年隨家人遷往臺灣。臺灣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1968年移居美國,曾獲英國文學、圖書館學、東亞研究等碩士學位,1978年以《詞與文類研究》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現任耶魯大學中國詩學教授。曾獲美國人文學科多種榮譽獎金。其主要著作有:《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概論》、《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文學經典的挑戰》、《耶魯·性別與文化》、《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明清女作家》(與魏愛蓮合編,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與蘇源熙合編,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1999)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

  宋金元文學 美國漢學家對宋金元文學的研究,比起之前的中古時期以及之后的明清研究,相對都要弱一些。這可能也與這段時期研究對象更為豐富和多元,因此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和方向也就比較分散,論文著作不像對唐代的研究那樣多集中于詩歌一種文體,而是分布于宋詞、宋詩、元詩、諸宮調、元雜劇等多個領域。

  對兩宋詞的研究開展較晚,數量也較少。這也可能和詞的獨到的美學意境難以捕捉和翻譯有關。興起時間于上世紀70年代,以劉若愚(Liu,James J.Y.)出版于1974年的《北宋詞大家》為代表,該書對北宋六大詞家如歐陽修、柳永、蘇軾等詞作的藝術特色與語言特點等進行了細致分析,對美國的詞學研究之創始可謂有篳路藍縷之功,但總起來看,他的目的是向西方普通讀者介紹中國的詩詞藝術,因此偏重于普及與鑒賞,其《詞的文學性》及其他詞學相關的著述也大體不出此路數。 一般而言,美國漢學界對文學史研究的重視普遍要超過對批評史的研究,即對批評與理論的重視程度是遠為不足的,這與美國漢學的基本構成情況有關,在詞學研究上也同樣,相比之下,對兩宋詞論的研究不僅在時間上要晚出,而且數量上也明顯見少。然而兩宋的詞論既對中國的詞學及詞的創作起到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又對漢學家如何理解中國的詞作有指導性的作用,同時也會影響到對詞學思潮及個別詞人的評價等,因此,若缺乏對之的了解也將無法對詞學史上所發生的一些現象進行恰當解釋,故此,必然也會成為北美漢學界關注的課題,并需要對之基本情況做一較為系統的梳理。北美漢學界詞論研究的呈示狀況,大體有兩種,一是專門的詞論研究,雖然較少,也不可謂之無,可舉例者有艾朗諾(Egan, Ronald C.)所著《“美”的問題:北宋的美學思想及探索》(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二種情況,是多穿插混合于一般的詞作研究中,此種情況比較復雜,需要在有所甄別的前提下加以“抽取”或“析出”。縱覽此種研究,大致可分為四種側重點不同的類型。首先是以加拿大華裔學者葉嘉瑩(Yeh Chia—ying)為代表的“既重感性之欣賞,又重理性之解說”[2]式的研究。葉教授是北美詞學研究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她的著作使許多學者對“詞”有重新的審視和思考。葉先生既熟悉西方文學理論,又對中國傳統文學造詣頗深,因此能融會貫通,許多見解讓人耳目一新。但是葉先生所研究的對象乃主要是“詞”本身而不是“詞學理論”,盡管涉及詞論之處也不可避免。在理論和方法上“以西化中”,往往站在西方比較新鮮的理論角度上對詞進行解析,尤其是她對吳文英、晏殊等詞人以現代視角進行的分析,使人們重新燃起對這些詞人的研究熱情。這是一類以現代的批評視角對詞作進行分析研究的典型。

  第二種類型以孫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為代表,她更側重于從文學史角度出發的文體學研究。在《詞與文類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1980)的前言中,她說:“本書的觀念架構以詩體的發展[3]為主。文學史上的各個階段都有其形式和風格,可充分反映出時代的特殊品味。因此,對于文學史各期主要詩體的研究,便是我們認識該時代文學走勢不可或缺的一環。……職是之故,本書所標舉的文體研究(genre study)系建立在兩個基設之上:其一,詩體的演進乃時代新美學與文化觀的反應;其二,詩體的根本意義植基于其恒動的演化史上。”因此,孫教授的研究作為一種“文體研究”在許多地方確實關聯到了中國古代的文學思想,比如她在對詞的形成過程進行考察時,對張炎等人的詞論著作亦有論述。如討論張炎“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于絕句……”的看法,而分析曰:“就小令的填法而言,張炎的說辭非常精辟,傳統詞話家無不奉為圭臬。宋沈義父迄清李漁等詞話家一致主張,小令的創作重言外微旨,即使清末民初的學詞者,也抱持類似觀點。”等等,對詞論的分析往往穿插于行文之中。

  第三種類型即結合詞的創作實踐所做的詞性研究。比如余寶琳(Yu, Pauline)主編的論文集《宋詞之聲》(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1994.)所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林順夫(Lin ,Shuen—fu)的論文《詞作為一種獨立文學類別的形成》,在探索一些對詞的形成過程具有關鍵意義的歷史文化背景之后指出,在宋初,詞不同于詩的獨特審美特征就已經顯現,即所謂的“詩言志,詞言情”。到蘇軾的時代,詞的地位逐漸建立,東坡以詞言志,后人對他亦有所批評。[6]這類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nna M. Shields對《花間集》的研究。這類以某種“作品集”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在海外并不多見,但往往會顯示出對某一時期思想狀態的更為詳盡的解析,如其于著作中對蜀地文風所進行的探討。書中也討論了歐陽炯那篇著名的序言,借此而試圖把握“詞”的表現特征。

  第四種研究類型是對某個詞人的研究,如方秀潔(Fong,Grace S)《吳文英與南宋詞》(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eotry: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 1987),林順夫《中國抒情傳統的改變:姜夔與南宋詞》(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1978)等。林順夫 (Lin, Shuen—fu,1943 —)密歇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1965年臺灣東海大學學士,197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為《中國詩歌傳統的轉變:姜夔和南宋詞》(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8年;1987年); 論著有《中國論南宋詞所展現的「物趣」、「夢境」與「空間邏輯」的文化意義》,《中國敘事文學傳統中的抒情想象力》(1974),《詞作為一種獨立文學類別的形成》(1994); 與宇文所安合編《抒情之音的重要性:晚漢至唐的史詩》(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6年);《〈莊子”內篇”的語言〉》,收入裴德生(Willard James Peterson),浦安迪(Andrew H. Plaks)編輯的論文集。從大的概念上來說,這屬于文學史的研究,但是當這些作者在進行研究時,涉及到時人和后人的對這些詞人的評價問題及相關的詩學問題。其他還有一些人物傳記式的研究,如,劉子健(Liu, James T. C.)所著《歐陽修的生平和文學創作》(Ou—yang Hsiu: An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傅君勱(Michael A..Fuller)《東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等,也在書中偶有涉及詞論的。最新的較為出色的研究成果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田安(Anna Shields)教授的《〈花間集〉的文化背景與詩學實踐》(2006,有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這是作者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進行的進一步研究。從歷史與文學的雙重角度,探察《花間集》成書的文化語境及其詞作的詩學藝術,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作者分析指出,一方面,花間詞乃唐代文學和文化潮流的產物,作為文化產品,它們極能反映十世紀蜀國的社會文化風貌;另一方面,花間詞在詩藝方面有其自身發展的一貫性。全書共分兩大部分:上部為“文化語境”,分別闡述“時代之‘風’:唐文化與曲子詞”、“詩人之‘位’:十世紀蜀國朝廷與文化”、“擷詩之‘英’:唐和蜀的選本”;下部為“詩學實踐”,具體內容為“由仿到創:《花間集》的詩藝”、“體、象、聲:花間詞里的性別”、“神女:《花間集》中的仙子形象”。通過分析,揭示了《花間集》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為人們重新認識《花間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起到了推動作用。她的碩士論文是“柳永研究”,指導教師亦是宇文所安。作者另有新作《知我者:中唐的友誼和文學文化》(2015)。余寶琳教授的論文《宋詞與經典》(‘Song Lyrics and the Cannon: 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對《花間集·序》進行了研究。這篇文章以經典的形成為視角對詞選集進行了考察,指出了選集在詞類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時也探討了經典形成過程中的一些制約因素。艾朗諾的著作《“美”的問題:北宋美學思想與探索》中對《花間集·序》進行了全文翻譯。他也認為歐陽炯的序言是“對人工之美的稱頌,認為人工藝術之美足以使任何自然之美黯然失色。”艾朗諾指出這一觀點的重要性在于,中國傳統美學一直認為自然高于人工,而歐陽氏這種說法是為了證明其選集的價值。

  方秀潔(Grace S. Fong),1984年獲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麥基爾大學東亞學系中國文學教授,并擔任BRILL出版社《漢學研究中的婦女與性別叢書》的總編輯與中國文學與文化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編輯委員會委員。專著有《她自己為作者: 明清時期性別、能動力與書寫之互動》(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8年) 、《吳文英與南宋詞的藝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 另參與編著《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BRILL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匯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眾聲喧嘩:清末民初的性別與文體嬗變》(BRILL出版社,2008年)。近年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及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明清婦女著作”數字庫與網站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 為研究前現代中國女性寫作與文化的重要資源。

  在宋詩的研究方面,有劉子健1963年出版的中文著作《歐陽修》(香港新亞書院)及經改寫于196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歐陽修的生平和文學創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劉子健(Liu,James T.C.1919——1993)祖籍貴陽,長于上海,后就讀于北平清華大學。在燕京時期導師洪業的影響下,來到美國,從事政治時事方面的研究。1950年,獲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并在該大學及其他學校任教。1960年,成為斯坦福大學教員。1965年,入普林斯頓大學。1959年以著作《宋代中國的變法》成為宋史界的領軍人物,此書充分利用了日本及中國學者最新的中國史研究成果,并成為極有影響的“哈佛東亞研究叢書”的第三種。《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哈佛大學出版社1988)。

  華盛頓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文學系管佩達(Beata Grant)教授《重游廬山:蘇軾生活與寫作中的佛學》,以整部書的篇幅研究佛教與蘇軾生活和作品的關系。作者逐年追溯了蘇軾生活中各個時期與佛教僧侶間的交往,詩人叩訪寺院,寫作佛經和理論的蹤跡和活動。他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合著《彤管:中華帝國時代的女性書寫》也于2004年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也有從道家思想層面來考察宋詩的,如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傅君勱(Michael A. Fuller)的文章對南宋詩與道學運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北宋末期到南宋時期的詩歌為道學探索內心體驗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對宋詩做純文學研究的專著是美國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的薩進德(Stuart H. Sargent)的《賀鑄詩的體裁、語境和創意》該書長達500頁,對詩人所留存的詩體作品做了極為細致的研究,有時幾乎是逐行地進行途釋。在數以百計的詩作中,對每一首的文辭和韻律都進行了討論分析。

  宇文所安的弟子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系王宇根《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1年出版。2015年三聯書店有漢譯本),試圖從北宋急劇繁榮的印刷文化和黃庭堅堅定并且獨特的詩學理念入手,來解答江西詩派詩學中的一些重要原則和隱喻:奪胎換骨、點鐵成金、斧柯、霧豹。在王宇根看來,北宋時期印刷文化的驟然發達,使得人們獲得書籍的門檻極大降低,很多士大夫家庭擁有藏書的數量激增;而黃庭堅等北宋晚期詩人認為,如果想要有法可循地提高自身的文學創作水準,對古人作品的大量閱讀就成為了必經之途;而印刷出版的興起正給這種詩學取向提供了生存和可資實現的土壤——“讀書破萬卷”再也不是書生的一時豪言,而成為通往詩人之路上的圭臬。白睿偉(Benjamin Ridgway)《從宴會到邊塞: 南宋中興時期東坡詞如何轉變為哀悼山河淪落的韻文》(《中國文學》2012年第34卷)則從獨特的角度談文學體裁和 內容與世風的關系。

  新時期還有三部評述宋代士人思想的著作:一部是宇文所安的學生楊曉山的《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和玩好》通過對唐宋詩中所描繪的私家園林和其中所羅致的玩好之物(如珍禽、奇石)的描寫,論述文人如何通過私人文化審美領域來平衡社會責任、道德約束與個人興趣愛好。而這種可居可游的、充滿詩意的“雅致”又是如何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結構中受到擠壓并開始變形的。第二本是艾朗諾(RonaldEgan)的《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及追求》從文化史的角度,對金石學、詩話、花譜等北宋新興的審美活動和思想進行了觀察,并研究了由于傳統儒家倫理對“玩物喪志”的批判而導致的文人在對這些新事物追求過程中所產生的焦慮和自我辯說。第三本是何復平(MarkHalperin)《走出回廊——宋代中國對佛教的文人透視》,以僧院所題的廟記或寺記為對象,探討了文人和佛教寺院的關系。這些碑文有的記錄了文人對佛教問題的不解和困惑,有的記錄了文人和佛教徒間的辯論,有的記錄了文人對不同佛教流派的辨析,有的記載了皇室和寺廟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有些碑文記錄了文人關于寺廟的社會影響所做的評論。通過對碑文的研究來折射出宋代士人的宗教思想可謂立意新潁。

  元人雜劇方面:主要研究者有柯潤璞(J.I.Crump)和白之(Cyril Birch)柯潤璞介紹見前《戰國策》部分。其代表作是《忽必烈時代的中國戲曲》(1980)。《元雜劇的戲場藝術》)2001)。前者通過對戲劇曲辭文本的細讀、古文材料的詳實分析并聯合出土的什物例證來破體地考察元雜劇的歷史演化。他單獨翻譯出版的作品還包括:《王勃院本》(1970),《王九思:中山狼》(1977),《布袋和尚忍字記》、《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竹葉舟》(1994)。他的幾位高足奚如谷、章道犁和彭鏡禧在20世紀70年代當前都成了中國戲曲研究的領軍人物。白之(CyrilBirch):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著有:《明代傳奇選讀》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5)。1980年出版《牡丹亭》英文全譯本,《為官吏場景:明朝優秀劇院》(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5)、《中國文學類型研究》(加州大學出版社1974)

  《西廂記》曾經被儒蓮(Stanislas Julien)、洪濤生(Vincenz Hundhausen)、哈特(Henry H. Hart)和熊式一(S. I. Hsiung.)等人翻譯成不同的西方語言。1991年哈佛大學伊維德(Wilt L. Idema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奚如谷教授合作,校勘并翻譯了《西廂記》,并寫了長篇導言,書名為:《月與琴:西廂記》(1991年)并于1995年再版。

  宋元筆記方面:羅燁的《醉翁談録》此書國內久佚,上個世紀在日本發現。1941年在日本影印,稱”觀瀾閣藏孤本宋槧”。它實際可能是宋末元初作品。阿歷斯特·英格爾斯(Alister Inglis)《羅燁 《醉翁談録》與麗情文化》(《中國文學》2013年第35卷)即是對此海外孤本的研究。

  明清文學 美國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對明清文學研究的重視程度,從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亦可見一斑:在該部文學史中,大多數朝代的文學只有一章的篇幅,連一向被視為重要的唐代文學也僅占一章,全書正文1364頁的94頁,約為全書比重的6.8%。但明清兩代卻占了五章,約為全書比重的25%。其中明清小說所占的分量又最重。

  新時期美國的明清文學研究,所選作家的作品涵蓋更廣,文體上的覆蓋面也較大,不僅涉及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文言小說、話本、戲劇、詩文等傳統研究領域,女性文學乃至女尼的詩文、傳記、敘事文學中的寶卷,說唱文學中的弟子書、彈詞也多有涉及。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傳統的作品考證、分析、人物傳記、綜論、專論、譯作外,更多地與當時的社會風俗、宗教信仰、政治經濟入手,進行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理論方面的解析。如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的黃衛總(MartinwW.Huang)近年來發表的《欲望與中華帝國晚期的小說》和《晚清帝國時期的男子氣概論說》,主要從小說中男女人物類型、情色、鴉片吸食與現代主體性、文學與精神分析理論等方面入手,并主編了關于各種續寫小說的研究專集《續書,后傳,改寫和中國小說》。長期關注佛教和佛教文學的華盛頓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文學系教授管佩達(Beata Grant)與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合著的《彤管:中華帝國時代的女性書寫》(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4)作為中國女性文學史教材不但收錄女作家的文章和戲劇,也包括彈詞。管佩達還出版了《名尼:17世紀中國的禪門女大師》,從存世的文章中搜羅了一批17世紀女尼的傳記,每篇傳記還穿插了大量女尼詩文的節譯。

  下面分類進行簡介:

  長篇小說研究:早期的成果以夏志清和韓南(Patrick Hanan)兩位學者的為表率。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1968)研究了六部“經典小說”,見解獨到。他以歐洲19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為參照,認為所有中國傳統小說都不完美。

  夏志清(1921—2013·12)江蘇吳縣(今蘇州)人,1921年生于上海浦東。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教授,1991年榮休后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2006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1年,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舉成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200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大陸版)。有關明清小說的論著有:《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文學的前途》、《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愛情·社會·小說》、《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夏志清序跋》(古吳軒出版社,2004)。

  韓南(Patrick Hanan1927—2014·4)被稱為歐美“中國明清小說研究第一人”。 原籍新西蘭。195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獲西方文學碩士學位后,再入倫敦大學學習中文。1953年獲該校中國文學學士學位,后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金瓶梅》為博士論文題目,1960年獲博士學位。1963年至 1968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至1998年,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1988年至1996年,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1998年起并為哈佛大學衛特湯瑪斯講座教授,1995年起并為南京大學合作教授。專攻中國古典小說和部分現代作家(如魯迅、茅盾)。長于考證,兼用西方新批評、敘事學等研究方法,在《金瓶梅》話本小說和李漁研究中,成績斐然,多所建樹。1963年韓南以《金瓶梅探源》的版本研究奠定其在明清小說研究中的地位,轉而研究話本小說。繼一系列大多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上的權威性論文之后出版了兩本專著。一本是《中國短篇小說研究》(1973),把中國話本小說至1627年的歷史按寫作年代劃分為初期(1250—1450)、中期(1400—1550)和晚期(1500—1627)三個階段。美國學者一般認為,到目前為止,這仍然是最客觀和最詳盡的話本寫作年代研究的成果。另一本是1981年《中國短篇白話小說史》,對當時海外可見的話本小說做了詳盡的梳理考證,勾勒出截止于17世紀末話本小說發展的清晰脈絡。與夏志清等人所持“中國小說不足”論相反,韓南認為傳統的中國白話小說具備18世紀英國小說所體現的“形式現實主義”(formalrealism)的一切特征。其他論著還有《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2004)涉及19世紀和晚清小說敘事技巧的創新,西人通過翻譯、原創和組織征文比賽對19世紀白話小說的影響等題,《李漁的創作》(1988)、《恨海:世紀之交的中國言情小說》、《百家公案考》、《論肉蒲團的原刊本》和《肉蒲團》譯本等。

  當代美國漢學界明清小說的領軍人物有普林斯頓的蒲安迪(Andrew Plaks),先以其《〈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1976)為同行所矚目,此后領導對清代小說的評點,其成果集結為其結果反映在專著《中國敘事學》(1990)。此書包括六部古典小說的“讀法”英譯和他的研究心得。蒲安迪還在他的《明朝四大奇書》(1987)中很好地利用了傳統評點,詳細解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的結構和意義。他提煉出這四部小說的共同主題是自我完善(修身),強調小說作者和他們小說中人物之間具有諷刺意味的反差,并極力推崇它們作為小說所體現的藝術成熟說。作者另有《〈紅樓夢〉的原型與寓意》(1976)等。

  密執安大學雪萊(中文名駱雪倫ShelleyHsueh—lunChang)的《歷史與傳說:明代歷史小說中的思想與形象》(1990) 則對演義小說進行了扎實的考察。她和她的先生密希根大學教授張春樹合著的《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與文化及其“現代性”》(密歇根大學出版社199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王湘云譯),以李漁的生活經歷和作品作為研究個案,深入剖析了作為傳統文人的李漁所折射出的現代性意識。反映了這個動蕩時代對傳統文人的影響,以及他們面對變化時,在思想觀念上的回應。作者認為明清易代之際,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其中既有朝代更迭所帶來的政策的變化,也有經濟發展造就的思想觀念的飛躍,同時也有西學經由傳教士進入中國所產生的沖擊。此書曾榮獲美國一專家之書評雜志《精選》(choice)所評的“當年杰出學術著作獎”(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of the Year)。其評語為:“該書從宏觀視角給人以啟迪,不但以嚴謹負責的學者態度闡明中國的藝術、文學與文化,而且還能做到使讀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尤其令西方讀者感興趣的則是那些有關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和處境的章節及段落” 張春樹(Chang Chun—shu,1934—)山東人,畢業于臺灣大學,哈佛大學1964年歷史學博士,費正清弟子。在美國密希根大學任教多年。美國拉克姆教授會研究獎金獲得者。張春樹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語言。關于中國文學的論著有:《十二世紀的華南:陸游的〈入蜀記〉》(與斯邁錫(Joan Smythe)合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入蜀記〉的結集,傳播與編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1977),《徐霞客》(收入張春樹等編輯《中國文學研究二種》,密歇根大學出版社,1968)。

  駱雪倫另有《歷史講史與文化傳統》一書,密執根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對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以及《金瓶梅》的研究仍在繼續。

  《水滸傳》是美國研究中國傳統小說的開山之作 ,1953年即有賽珍珠(All Men Are Brothers)和沙博理的譯本(Outlaws of the Marsh)問世。但2001年才出現圣母大學葛良彥的研究專著《走出水滸:中國白話小說的興起》。相對而言,《西游記》和《金瓶梅》更為西方學者所青睞,只是僅將小說作為單獨文本去解讀越來越少了。例如,金德莉(KimberleyBesio)和康斯坦丁·董(ConstantineTung)所編的文集《〈三國〉和中國文化》從人類文化學入手,研究了更普遍的三國文化現象。葛良彥(LiangyanGe)的《出自邊緣:中國白話小說的興起》通過對水滸的研究和論述,指出了中國白話小說源自被邊緣化的通俗文化與占統治地位的精英文化之間的長期互動與滲透。李前程(QianchengLi)的《啟蒙之書:〈西游記〉、〈西游補〉、和〈紅樓夢〉研究》(2004) 是一部主題研究著作,作者追尋《西游記》的啟蒙主題,從《西游補》直到《紅樓夢》,認為以往紅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對這部小說的結構和意旨的重要影響。論述了啟蒙思想和佛教對這三部作品的影響。

  芝加哥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榮譽退休教授芮效衛(David Tod Roy,1933——2016)英文名戴維·托德·羅伊,是位研究《金瓶梅》的專家,他以花費四十年時間翻譯的全本《金瓶梅》(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1)而享譽美國漢學界。單篇論文有《<金瓶梅>考》(《中國文學》1986年第8卷1—2合刊).芮效衛與中國也接下不解之緣,他于1933年出生于中國南京,抗日戰爭期間,跟隨在金陵大學哲學系教書的父親芮陶庵搬到成都華西大學,并在四川待了7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芮效衛隨全年返回美國,1948年又和全家一起回到南京。芮效衛的學生柯麗德則出了一本專著:《論〈金瓶梅〉的修辭》 (1986)。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丁乃非的《穢物:〈金瓶梅〉中的性政治》 (2002)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激烈地批評此書。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浦安迪(Andrew H. Plaks)《<金瓶梅>崇禎本評注: 瑕中之瑜》(劉倩等譯《浦安迪自選集》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瑪麗·司各特:(Mary Scott)《<金瓶梅>和 <紅樓夢>中的園林意象》(《中國文學》1986年第8卷1—2合刊)

  研究《儒林外史》較早的是舊金山大學斯蒂芬·羅迪(StephenRoddy)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文人身份及其在小說中的表現》(1998),黃衛總《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最近則有哥倫比亞大學商偉的《〈儒林外史〉和帝國晚期的文化轉型》(2003)把吳敬梓的小說解讀為對清初禮教的深刻批判,將問題的根基歸結于作為理想社會模型的“禮”的概念與維護、既有權力結構的“禮”的概念之間糾結不清的關系,亦即史華慈(BenjaminI.Schwartz)所說的“儒家禮儀秩序的二元性”。據此書修訂而成的《禮的世界及其危機:〈儒林外史〉與十八世紀的思想文化》(三聯書店2016), 全書分《禮與儒家世界的危機》《正史之外》《敘述創新與文化轉折》《泰伯神話及其困境:重新定義文人小說》四大部分,從四個不同的角度對《儒林外史》進行解讀。此書在研究《儒林外史》的同時,更是在探討十八世紀中國的思想史,在寫法上,可能既不同于思想史,也不完全同于文學史據說此書在美國學界評價不高,可能與此書并不是建立在西方某一種理論基礎上來對《儒林外史》進行解讀的。商偉原是北京大學副教授赴美。

  《紅樓夢》研究繼蒲安迪(Plaks)之后又余國藩。余國藩芝加哥大學巴克人文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及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的院士最早是以英譯《西游記》(Journey to the West,四冊)飲譽學界,,此后轉而研究《紅樓夢》,出版了《重讀石頭記:〈紅樓夢〉里的情欲與虛構》(1997),被譽為“集大成式反向超越”研究”。其他值得注意的成果有麻省理工學院王瑾的《石頭的故事:〈紅樓夢〉、〈水滸傳〉和〈西游記〉中的互文性、古代中國的石頭迷思及其象征意義》(1992),考查了《紅樓夢》中的石頭意象并與《水滸傳》和《西游記》中的石頭意象進行互文解讀。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的《紅樓夢以及蒲安迪教授的紅學“普林斯頓學派”等等。此外還有裔錦聲(JearmieJinshengYi)的《紅樓夢:愛的寓言》對《紅樓夢》和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寓言進行了比較研究。米樂山(Lucien Miller)《〈紅樓夢〉中的面具: 神話,模仿和人物》(1975)。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張惠《紅樓夢研究在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對1960年起迄2000年止美國漢學界的《紅樓夢》研究成果和研究進程予以系統的整理與總結, 對美國紅學研究思路與方法進行分析和中外紅學研究之比較,為中國紅學研究提供借鑒。其中觸及了相關的紅學重大問題及其學術前景,被評為中國博士后優秀學術成果。

  明清白話通俗小說的領軍人物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教授伊維德(Wilt L. Idema),出生于荷蘭的達倫(Dalen),在荷蘭萊頓大學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學。他先在日本札幌的北海道大學和京都的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及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從事研究,1970年到1999年在萊頓大學執教。他以中國初期白話小說為博士論文的課題,于1974年在萊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于1976年被任命為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他在萊頓大學時,曾兩度出任人文學院院長;他還出任過非西方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來到哈佛,任東亞語言與文學系的中國文學教授,2004年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他是荷蘭王家藝術和科學院院士。關于明清白話小說、通俗小說的論著有:《包公和法治:從1250年到1450年的八個說唱故事》翻譯了關于包公故事的八種文本,《粱山伯與祝英臺:梁祝傳說的四種版本》,《孝行和自我救贖:觀音和她的侍從》。該書以兩本傳奇經典為研究對象,探討二者探索“人何以為人”以及“人何以建構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學命題的不同方式;《孟姜女哭長城:中國傳說的十個版本》中,伊維德還翻譯了一部19世紀關于孟姜女傳說的寶卷。他翻譯的另一部19世紀關于“白蛇”傳說的雷鋒寶卷則被收錄在《白蛇和她的兒子:雷峰寶卷》中。其他論著還有:與漢樂逸(Lloyd Haft)合著的荷蘭文《中國文學導論》(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97),與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合編《中國戲劇資料,1100年—1450年》(1985),與奚如谷教授再次合作,校勘并翻譯了《西廂記》,并寫了長篇導言,書名為:《月與琴:西廂記》(1991年)。這本書于1995年再版。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吳燕娜專攻《醒世姻緣傳》,出版了《諷刺與17世紀小說〈醒世姻緣傳〉》(1999)。此前她還有專著研究17世紀小說和戲劇中悍婦主題流行的現象 (1995)。耶魯大學呂立(TinaLu)對17世紀小說的解讀范圍廣泛,眼光獨到,這可以明顯地從她最新的著作題目上看出來:《中華帝國晚期文學中的非故意亂倫、啃老和其他奇遇》(2008)。

  這一時期的白話小說譯本還有美國貝茨學院(BatesCollege)的楊曙輝教授和楊韻琴夫婦合力完成的馮夢龍《三言》中的全部120篇故事。它們分別是《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新一代華裔學人的美國貝茲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楊曙輝,專攻馮夢龍研究,有專著《點石成金:馮夢龍與中國白話小說》。他同妻子、聯合國同聲翻譯楊韻琴一起,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全部譯成了英文。1998年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步武前賢,二楊的英譯也是韻散不廢,巨細無遺,包括馮的眉批夾評,再加導言注釋,也深獲學界贊賞。

  文言小說:《聊齋志異》研究從以哈佛大學李惠儀(LiWai—yee)《迷幻一枝獨秀:聊齋志異》之后,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乏善可陳,直到上世紀80年代方有所突破。其時加州波摩納學院白亞仁(AllenBar)發表了一批重要論文,如《〈聊齋志異〉的文本傳遞》(《哈佛亞洲學報》1984)和《〈聊齋志異〉早晚期故事的比較研究》(《哈佛亞洲學報》1985)等。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中國文學教授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古代小說》(1993) 則在審視此書的序跋和一些故事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性解讀。《魂旦:中國17世紀小說中鬼魂與女性的形象》(2007)以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視域來觀照17世紀中國文學中女性鬼魂的“形塑”問題。此書的第四章集中探討女性游魂如何在晚明清初的傳奇作中被表征與概念化,如何被移譯為戲劇性書面表述和演劇性的舞臺表演,如何藝術地實現女性鬼魂在舞臺上隱蔽性與能見度的統―,從而體現戲劇的價值觀。作為明清小說研究專家韓南的弟子,她近年來多次來中國訪問:2014年9月10日應邀訪問上海大學,并做《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藏的一把明朝琵琶:重構其文學、歷史與文化語境”》的學術報告;2016年4月5日到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戲曲研究所。

  加州波摩納學院亞洲語言文學系教授白亞仁(Alian H·Bar)也陸續發表有關《聊齋》論文數篇,并給梅維(VictorMair)編輯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寫了詳細的有關明清文言小說選集的一章。他是英國籍,1977年畢業于劍橋大學中文系,白亞仁這個名字是中文老師按他的英文姓名發音給取的。同蔡九迪一樣,這位年輕的主要從事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明清文言小說等方面的研究的美國漢學家也常來中國造訪:1979年到1980年間,在復旦大學進修,去過蒲松齡的老家山東淄博,也到過紹興。

  此外,前面提到的密歇根大學的張春樹、駱雪倫夫婦也有一本專著:《重塑歷史:蒲松齡世界里的鬼魂、妖精和人類社會,1640— 1715》(1998)。波士頓學院的蔣興珍(Sing—ChenLydiaChiang)一直在研究清代的文言小說。她在《自我覺醒:中華帝國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體和身份》 (2004)中,不但采用了弗洛伊德理論來解讀《聊齋志異》中一些通常為人所忽略的故事,還討論了袁枚《子不語》和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一些材料。威斯康新大學韓瑞亞(RaniaHun tington)的《異類:狐與明清小說》 (2003)和哈佛康笑菲的《狐仙信仰:帝國晚期及現代中國的權力、性別及民間宗教》 (2006)都研究華北的狐貍精傳說及其在清代文言故事中的文學化。康笑菲是卡內基梅隆大學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的社會史,主要關注的是性別與權力的形塑,性別在現代民間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專著《狐仙信仰:帝國晚期及現代中國的權力、性別及民間宗教》(2006)是在她博士學位論文《邊緣的權力:晚期中華帝國的胡仙敬拜》的基礎上修訂而成。其中利用大量筆記小說、民俗學研究報告和田野調查,為讀者勾勒出一幅有關明清時期華北和東北地區民間信仰的圖畫,除了詳述明清以前,中國人對于狐貍這一形象暖昧動物印象的演變過程外,康笑菲更加仔細地論述狐仙、狐精在中國人生活中小自個人、家庭,大到官方、國家的意義。中譯本名《說狐》,姚政志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蔡九迪在(JudithZeidin)《魂旦:中國17世紀小說中鬼魂與女性的形象》以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視域來觀照17世紀中國文學中女性鬼魂的“形塑”問題。此書的第四章集中探討女性游魂如何在晚明清初的傳奇作中被表征與概念化,如何被移譯為戲劇性書面表述和演劇性的舞臺表演,如何藝術地實現女性鬼魂在舞臺上隱蔽性與能見度的統―,從而體現戲劇的價值觀。

  雖然看起來在傳統的白話小說方面研究成果豐碩,但是還是存在著很多盲點,譬如迄今為止尚未有專著討論17—18世紀的許多重要小說。而且這些研究通常局限于比較有限的幾本小說。雖然大部分小說已經(或即將)擁有英文譯本,許多其他重要且有趣的小說以及短篇故事仍未得到翻譯。

  明清小說翻譯方面:1977年芝加哥大學教授余國藩先生全譯《西游記》版本說明、典故考證和寓意解說,在卷尾詳注,遂成為學術翻譯的典范。同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的芮效衛(DavidTodRoy) 1993新譯《金瓶梅》,蕭規曹隨。《金瓶梅》有克萊門特·埃杰頓(ClementEgerton)的舊譯,乃以崇禎刻本為底本。芮效衛則以萬歷丁巳年的《詞話》為底本,從導論到箋注索引,一應俱全,序文、序詩,如數譯出,詞曲、俚語,也照譯不誤,注釋之詳,尤為突出。遺憾的是此譯至今尚只完成五卷中的三卷,皆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三國演義》新譯本是由羅慕士(MossRoberts)1991年翻譯的。他1966年哥倫比亞大學漢語博士、紐約大學東亞研究系的教授。譯本三冊,共1698頁,其中正文1457頁,其余為序言、跋以及注釋,還有主要人物列表、重大事件列表、頭銜、職務表、當時的行政區劃圖、重大戰役路線圖等,別具特色。英譯竭力保留原著中的文化形象,比如章回小說的套語都譯出,朝代的年號、宮殿名,漢語的謙稱、敬辭,習語和典故等,也基本上反映了原來的形象。人名、地名采用漢語拼音。對《三國演義》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版本和作者研究、書中的典故、古代中國的風土人情等,都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和解釋。西方評論界對這部譯文一致推崇有加。至于《聊齋志異》,盡管有了一些新的選集,但全譯本尚未面世。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翻譯中心更關注一些“非主流”作品,以哈佛教授韓南的譯著為代表。上世紀90年代,他先后譯出了李漁的《肉蒲團》(1990)、《無聲戲》(1990)、《十二樓》的選集(1992)。最新的成果是揚州小說《風月夢》(2009),他在文中稱其為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說。韓南教授的《中國明代愛情故事》(2006)為代表。這是7篇從《醒世恒言》和《石點頭》里選出的故事,配上洋洋灑灑的一篇導言。柯若樸(PhilipClart),最近翻譯出版了楊爾曾的《韓湘子全傳》(2007)。柯若樸是1997年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后在美國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去年應聘到萊比錫大學擔任漢學系教授,萊比錫大學孔子學院的德方院長。南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加里·西曼(Seaman,Gary)則翻譯了神魔小說《北游記》(1987),不過他是把它當作人種史學的研究對象而加以注釋翻譯的。

  美國的明清小說研究領域也還有許多盲點。比如17到19世紀的許多重要小說至今還未有專門的討論;象韓南對李漁的研究那樣著重分析某個作者的作品中不同方面的相互聯系的整體性研究也十分罕見。雖然近年來比較研究和主題研究(thematicstudies)日趨流行,它們的數量也仍舊十分稀少,而且這些研究通常局限于比較有限的幾本小說。雖然大部分小說已經(或即將)擁有出色或至少可讀的譯本,許多其他重要且有趣的作品仍未得到翻譯,令美國學界無法在本科教學中展示這一學科復雜的全景。

  明清戲劇、說唱歌文學: 對于戲劇之研究集中于作家的主體精神訴求、舞臺人物所折射的時代文化精神以及從歷史宏觀的角度去研究地方戲、京劇的興起和發展等,但是對舞臺藝術的研究較少《牡丹亭》和《桃花扇》作為傳奇,也受到西方學界長久的關注。史愷悌(CatherineSwatek)的專著《〈牡丹亭〉400年演出史》涵蓋了《牡丹亭》從最初的原始形式,到改編成昆曲,再到折子戲,以及1999年的全本復出的全部演出形式。賓夕法尼亞大學呂立婷(TinaLu)有專著《人物、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桃花扇〉的身份認同》。

  說唱文學方面:伊維德(WikL.Idana)的研究比較深入,做了一些版本研究和翻譯工作,還有一些關于寶卷的研究,如《包公和法治:從1250年到1450年的八個說唱故事》翻譯了關于包公故事的八種文本,另一部是《粱山伯與祝英臺:梁祝傳說的四種版本》。他在《孝行和自我救贖:觀音和她的侍從》。該書以兩本傳奇經典為研究對象,探討二者探索“人何以為人”以及“人何以建構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學命題的不同方式。善公主的香山寶卷,這也是中國最早的敘事性寶卷之一。在《孟姜女哭長城:中國傳說的十個版本》中,伊維德還翻譯了一部19世紀關于孟姜女傳說的寶卷。他翻譯的另一部19世紀關于“白蛇”傳說的雷鋒寶卷則被收錄在《白蛇和她的兒子:雷峰寶卷》

  近年來,在北方八旗子弟中廣為流傳的子弟書也逐漸引起學者的注意,不過迄今為止對于子弟書的研究還沒有影響的著述

  明清詩文方面:哈佛大學教授李惠儀(LiWai—yee)有一批關于17世紀詩歌各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收入伊維德、李慧儀和魏愛蓮合編的《清初文學中的創傷與超越》之中。

  梅爾清(T0bieMeyer—Fong)在她的《清初揚州文化》里探討了清初合刻詩集在聯系明遺民和清官吏中所起的作用。施密特(J.D.Schmidt)出版了一部研究袁枚詩歌的專著《隨園:袁枚的生平,文學批評和詩歌》,其中附有大量詩譯;寇致銘(JonEugenevonKowllis)著有《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對清末詩人進行了梳理,提出“舊派”詩人雖然運用傳統的語言和詩歌形式。上述學者在他們的作品表達了對于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思考,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回應。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學界對明清兩代女作家的研究興趣日益增長。這個時期性別領域最近的重大進展是哈佛大學的李惠儀,憑借《帝國晚期中國文學中的女性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2014)一書獲得“約瑟夫·列文森圖書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贏得了2015年的列文森獎。在這本書中,作者主要研究了中國17世紀明亡清興王朝更替時期的文學作品,是關注那些女性作者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以女性口吻或裝女性身份的男性作者還包括那些將女性作為一個符號,通過她們表達對崩潰的明王朝的悔恨、懷舊以及道德質詢的作品。她的類似研究還有《引幻與警幻:中國文學的情愛與夢幻》、《明清之際的女子與國難及其回響》。編有《清初文學中的創傷與超越》(2016)

  研究17、18世紀中國才女的文學活動的著作有(Susan Mann)列文森獎的《張家才女》(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通過常州張氏家族三代女性的人生經歷,試圖揭示19世紀清帝國政治、常州地域文化、女性文學、精英階層家庭模式。曼素恩,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學系教授,1999—2000年擔任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會長。著有《通商1750—1950》(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1986),《《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 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 :漢文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后者榮獲列文森獎。合編著作有《儒家眼中的性別:中國歷史上的文字》(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2001)。衛斯理大學東亞系主任魏愛蓮(Ellen Widner)的《美人與書:19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以19世紀初女作家與白話小說的關系為題,包含了對彈詞作家侯芝和紅樓夢續書《紅樓夢影》作者的論述。她與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教授方秀潔合編的《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通過對明清時期女性文本的研究,展示了閨閣之內女性經驗的豐富性,以及閨門之外女性如何應對國家與社會的挑戰。本書所收論文,展示了明清女性寫作文類之多樣,題材之豐富,如戰爭、行旅、疾病、愛情、友情、英雄主義、宗教,都在其列。所提出的論點挑戰了對傳統女性生活與能力的成見,為中國文學史開辟了新的批評空間,也為我們理解中國文化與社會提出新的角度。類似的還有孫承娟(Chengjuan Sun)《從 “嬌女詩”到 “課女詩”: 管窺女兒教養之歷史演變》(《中國文學》2014第36卷)王曉玨(Xiaojue Wang)《創造與傳播: 張愛玲與 <海上花列傳>》(同上)

  古典文論研究 《文心雕龍》的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是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華裔學者蔡宗奇。2001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蔡宗奇主編的《中國文心:〈文心雕龍〉中的文化、創造和修辭學》,其中匯集了多位活躍在美國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學者的《文心雕龍》研究專論。蔡宗奇在該書的導言中提到,該書的編輯出版是美國的學者們為了彌補太平洋此岸(美國)在“龍學”研究方面令人遺憾的漏洞所做的共同努力。書中所收錄的文章已不僅成為海外“龍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同時也為“龍學”研究整體提供了重要補充,因而該著作成為研究海外“龍學”成就時頗具有參考價值的學術論著。蔡宗齊本人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用力甚勤,在他的中西詩學宏觀和微觀比較研究中都將《文心雕龍》作為最重要的理論資源和研究對象,2010—2011年他又發表了兩篇《文心雕龍》研究論文,洲詳論《文心雕龍》中的一些關鍵術語及概念在中國古代文史論中的體系性發展。

  相關文論有周策縱(Chow Tse—Tsung)《中國古人對文、道以及文道關系的看法》(《中國文學》1979第一卷第一期),劉若愚(James J. Y. Liu)《中國詩歌中的時間、空間與自我》(《中國文學》1979第一卷第2期); 《神女之探尋———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莫礪鋒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費維廉(Craig Fisk)《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他異性》(《中國文學》1980第2卷第1期);馬幼垣(Y. W. Ma)《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姜臺芬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其中收錄馬幼垣《唐人小說中的實事與幻設》等多篇關于中國古典小說的結構、表達手段等多篇論文。王靖獻(C. H. Wang) 《歷史學家陳寅恪詩歌研究方法之演進》(《中國文學》1981第3卷第1期), 余國藩(Anthony C. Yu)《中國敘事文學的歷史、虛構與閱讀》(《中國文學》1988第10卷第1—2期), 柯夏智(Lucas Klein)《印度的回響: 唐代律詩的形式、內容與世界文學》(《中國文學》2013年第35卷),方葆珍(Paula Varsano)《見我所見否: 視覺性與中國山水的形成》(同上)

  中國文學史 新世紀以來,研究探討先秦兩漢文學的通論性專著寥寥。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茲生(BurtonWatson)在半個世紀前所著的《中國古代文學》仍是美國大學指定的重要參考書目。

  新世紀的文學史專著有《劍橋中國文學史》于2010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版于2013年10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分上下兩卷,凡百余萬字,由北美漢學家孫康宜和宇文所安主持編撰,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著名學者,如柯馬丁、康維達、田曉菲、艾朗諾、傅君勵、奚如谷、呂立亭、李惠儀、商偉、伊維德、王德威等,是迄今為止西方世界出版的最新一部中國文學史。上卷由孫康宜主編,共七章,從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早期青銅器銘文入手追溯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到14世紀末期高度發達的商業印刷文化,囊括了上古時的漢語作品、文言文寫作及新興的城市白話文。下卷由宇文所安主編,也是七章,以1375年明代前中期文學開篇,貫穿清代,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劍橋版基于異質文化的立場,從其獨特的眼光出發,充分整合了歐美漢學界的學術成果,對中國文學史在編寫理念、歷史分期、問題闡述等方面做出了令國內學者耳目一新的敘述。特別是在“文學文化史”這一新的觀念的指導下,它打破了傳統朝代分期的劃分方法,突出“文學文化”的重要性。下面就這一點進行展開論述,以期窺一斑而見全豹,透視北美漢學界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范式轉變。

  新世紀另一本文學通史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恒(Victor H. Mair)(主編的四卷本《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本書共計五十五章,可謂卷帙浩繁。有超過四十位的中國文學專家參與其中。和《劍橋中國文學史》不同,這是一部按照文體和主題劃分章節進行編纂的著述,其讀者對象也更為專業。該著作的特點是發掘了經常被忽視的中國文學的某些元素,例如引起文人關注并啟發靈感的超自然事物、漢族人和非漢族人之間的相互影響等。

  梅維恒(Victor H. Mair,1943——)早年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1967年秋,他進入華盛頓大學學習印度佛經、中印佛教、藏文及梵文。翌年,他留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梵文。后來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深造,于1976年獲得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79年起,他轉任賓夕法尼亞大學。他現為賓大亞洲及中東研究系教授、賓大學考古及人類學博物館顧問。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語言文學、中古史、敦煌學被譽為”北美敦煌學第一人”。其代表作《敦煌通俗敘事文學作品》、《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說及戲曲產生的貢獻之研究》在中西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作者用更廣闊、更深刻的眼光來看待俗文學、民間文藝和文化交流錯綜復雜的關系,尤其是《繪畫與表演》能給中國學界許多啟迪。

  梅維恒也于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88年梅維恒率領美國博物館代表團訪問中國,參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從而對新疆古文明產生興趣,轉向在中國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進行考古研究,發現了塔克拉瑪干沙漠迄今為止最早的文明遺跡。著有《塔里木木乃伊:古代中國來自西方的最早民族之謎》。這個生存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00年間的文明,為重新理解中國歷史、中西交通、歐亞文化交流史開啟了新的視角。

  梅維恒也在我國的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多所高校兼任教職。2012年,年逾古稀的梅維恒應邀來北京大學作“漢學的往昔與今日:方法與挑戰”的講座

  梅維恒還翻譯《老子》、《莊子》、《孫子》,合著、《神圣展示》、《茶葉正史》,主編《中國—柏拉圖學報》、《邂逅亞洲叢書》,《華語語系世界系列》、《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哥倫比亞中國古代文選》等。他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并出版經典論文集《中華內外》。

  康達維和其夫人張臺萍(TaipingChang)合編《早期及中古時期中國文學參考詞典》于2014年完成了全部四卷本的出版。這是一部包括近800個條目的大型百科全書式手冊,涵蓋了從上古至唐代早期的中國作品,是早期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就現當代中國文學而言,過去這個部分對漢學家并沒有很大的吸引力。原因有二:其一是“冷戰”思維的影響猶在,西方一些漢學家,包括美國漢學家把1949年以前支持左翼及1949年以后與政府站在一起的作家,視作是撈取政治資本的人,作品缺乏文學價值,經典作品少之又少。其二是由于中國對新聞出版嚴格的管控導致對外交流不夠。因此,以前權威的漢學家,幾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學的。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勢丕變,20世紀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的研究變得生機勃勃,文化研究也蓬勃開展,很多電影、電視、報紙和廣告都被納入教學研究的范圍,這也導致了北美教育科研機構里中國文學研究力量的重新劃分,面對那些伴隨互聯網信息長大的一代學生,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教職一再被壓縮,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力量則得到了顯著增強。此外,較之古代文學研究,在現當代領域中,人們還發現了更多的華裔學者的身影。他們的論述抓住了一些中國正在發生的問題和現象,開拓了美國漢學的新領域。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陳公重談到他2006年1月在哈佛大學對漢學研究所感受到的變化:“學究氣很重的哈佛過去都是側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而忽視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同時研究中國文學和歷史,過去都只用英文來研究。這次他在哈佛同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交流時,發現大家都是用中文交流,而且更多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正成為哈佛學者所關心的對象。”(中新網2006年1月10日電)

  目前,一批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青年學者開始嶄露頭角,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中國的學者:

  密西西比大學楊小濱著有《中國后現代:先鋒小說的精神創傷與反諷》(有中文譯本,愚人譯,上海·三聯書店2013)從精神分析學(弗洛伊德)、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阿多諾)和結構主義(德曼)的視角出發,以余華、殘雪、莫言、格非等人的小說為個案,討論中國當代小說敘事不確定性中隱含的對歷史創傷的訴說,從而闡發了語言形式革命的政治意義。楊小濱,生于上海,耶魯大學文學博士。歷任上海社科院、美國密西西比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教授、研究員。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擔任客座講席。論著《否定的美學:法蘭克福學派的文藝理論和文化批評》、《歷史與修辭》、The Chinese Postmodern等。

  西門菲沙大學 孔書玉教授《消費文學:當代中國暢銷書與文學生產的商業化》試圖通過多種研究方式,來闡釋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孔書玉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獲博士學位。西門菲沙大學人文學終身教授,該校亞加項目主任。主要研究領域:亞洲文化電影和傳媒,亞加研究。學術著作包括《消費文學:暢銷書和文學生產的商品化問題》(2005)、《當代中國的大眾傳媒社會情感與公共話語》(2014)。譯作有合譯小說集《北京女人》(2014)。

  史密斯學院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系副教授桑稟華(Sabina Knight)著有《時間的心:20世紀中國小說的道德介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有中譯本)考察了20世紀的中國小說敘述中人的道德能動性與悲觀宿命論之間復雜的關系。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似乎被強有力的宿命論所籠罩,而且這種“猶豫和沮喪”的特征正是西方讀者不喜歡中國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近發表了《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小說:論英譯中文小說》則批評英語國家大學本科生的中國文學教材有兩個缺陷:一是“量”的單薄:2004年在美國出版的新小說中,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占3.54%。同年,中國出版社買了3932本美國出版物,而美國出版社買的中文書只有16本。二是 “值的偏狹”:幾乎一面倒傾向“煽情文學”。作者另有 《中國文學精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康奈爾大學耿德華(EDWARD M. GUNN):研究淪陷區文學及錢鐘書。

  《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當代文學部分由王德威主筆第六章“1841至1937年間的中國文學”,奚密(MichelleYeh)主筆第七章“1937至今的中國文學”,同時王德威正在主編一部《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該書由150篇小文章組成,毎篇不超過2000字,每一位寫作者從某個時間點開始寫,每篇文章包含一個引題或是引語,然后才是題目,該書計劃2016年年底完成。

  性別研究方面,近來一直是美國漢學家一個研究重點,而且是明清以來到近現當代的跨世紀研究:美國郡禮大學馮進助教授的《20世紀早期中國小說中的新女性》(見劉洪濤 黃承元《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北美卷(2004—200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44,下同)認為,中國女性問題的產生及其際遇是在當時進行的為獲得民族解放和經濟公平的其他各種政治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女性主義文學的寫作策略是源于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另一部研究女性自傳的是布朗大學王玲珍教授所著的《個人話語實踐:20世紀中國女性自傳書寫》。這本專著將女性自傳實踐置放在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的主流話語中,分析期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揭示從秋瑾到王安憶以及陳染、林白一百多年來中國女性在社會歷史變革中堅持個體話語實踐的政治、歷史以及文化意義。在《女性、書寫和國家:二十世紀初秋瑾自傳性作品研究》中,她精讀了秋瑾的部分詩詞作品及信件,勾畫出秋瑾主觀情感上的演變歷程,展現出她對于自我的不斷超越。

  密蘇里大學王政教授則與上述兩位持不同看法:她在《五四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有中文電子版,2018·3·24)中,通過五位女性的一生:堅持十幾年創辦體育學校,發展女子體育的陸禮華,始終用自己的專業身份替婦女們辯護的律師朱素萼、《女聲》主編王伊蔚,被定義為“革命家”,援救過無數共產主義戰士的黃定慧,王政的發現是:官方敘述中,1949年以前的婦女只有三種典型:“參加了共產主義革命從而成為英雄的婦女;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壓迫從而成為受害者,被共產黨解放的婦女;依賴丈夫生存的資產階級太太,她們是頹廢、寄生、剝削的階級,被革命所消滅。”所以她問的是,“那些沒有加入共產黨的城市女權主義者后來怎樣了,那些加入共產黨的命運又如何?” 。她在《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則批判美國的女權主義:女權主義的學術改造有一個很常用的方式,就是“添加婦女”。比如在歷史研究中挖掘起過重大作用的婦女,在文學藝術領域內挖掘女作家、女藝術家。當問出“婦女在哪兒”時,就是在挖掘人類另一半的歷史。

  克拉克大學羅溥洛(Paul Ropp)的研究也許頗具啟發意義。在《雙卿接受史綜述:從謫仙到文化偶象》中,他通過描述雙卿故事的接受與改造軌跡,討論了社會文化的演變情況,從而說明,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往往注入了社會的因素

  類似的還有蘇珊·布朗米勒《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違背我們的意愿》(江蘇人民出版社),杰梅茵·格里爾《女太監》(上海文藝出版社);琳達?諾克林《女性,藝術與權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曼素恩《張門才女》(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5月19日,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暨南京大學明清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耶魯大學孫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其論文《老領域中的新視野——綜述:西方性別理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中指出:性別研究理論在近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對知識的重審和重組’……學者們透過性別意義的新棱鏡已經燭照到了很多傳統學術所忽視的,或者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東西。……傳統學術視而不見的東西,在性別理論的透視下,就有了新解,用Susan Mann的話來說,即所謂‘用新眼光看舊面孔’ ” 。匹茲堡大學的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從明代康海與王九思的作品入手,在《道德或是激情:明代文人為什么支持婦女節操的理想》中具體談論了明代文人對婦女貞操的觀感。從文人對待艷體詩的態度上也可窺見他們的性別觀念。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袁書菲(Sophie Volpp)的《規范色欲:十七世紀的男色觀念》亦屬此類。萊斯大學的錢南秀通過《清季女作家薛紹徽及其外國列女傳》,向我們介紹了不為人知卻十分重要的女性薛紹徽,以她為考察重點,進而將戊戌之際的女性描述為積極自主、樂觀向上、敢思考、有創見。

  從譯介的角度來看,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最多的是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一一高行健和莫言。此外,像王安憶、余華、蘇童近些年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譯到北美,而且從品面世到翻譯出版的周期也越來越短。如莫言的《生死疲勞》(葛浩文譯),從2006年面世到2008翻譯出版,只需兩年時間。《狼圖騰》(葛浩文譯)從2004面世到2007年翻譯出版,也只用了三年。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在英語世界里中國小說突然變得大受歡迎,北美著名的翻譯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莫言、蕭紅和王安憶作品的主要譯者)于2001年2月在丹佛做題為“為什么中國小說在美國不好賣,為什么這可能有所改變”的演講,指出北美一般讀者對當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并不那么普遍。葛浩文又在2014年4月在中國華東師范大學舉行的“鏡中之鏡:中國當代文學及其譯介研討會”中指出:“近十多年來,中國小說在美國英國等英語世界不是特別受歡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說的翻譯,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銷活動。”—些文學選集是美國大學里文學課程的參考書,他們成為普及中國文學的有效方式。劉紹銘和葛浩文選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讀本》修改后進行了再版,入選作品以詩歌、小說為主,時空跨度涵蓋自1918—1990年的中國大陸和港臺地區,作品的譯本多選自劉紹銘、夏志清和李歐梵編輯的《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和《譯叢》雜志,翻譯質量較高。從新時期以來,朦朧詩得到歐美世界很多的注意,這是一個過去很多年都沒有發生的情況,因為朦朧詩代表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所以整個英語世界都對它很感興趣,起碼有好奇心,所以過去二三十年中給予了密切觀察。從2000年到2011年的十年中在美國出版英譯詩集達37本,很多都是先鋒詩人和朦朧派詩人最新作品。但是比較而言,現代漢詩對英美詩歌還沒有產生中國古典詩那種典范轉移式的重要影響。在批評領域比較有建樹的學者是華裔學者奚密,她用英文和中文在中美兩國發表了很多她對中國大陸和臺灣新詩的觀察和思考的文章,近年國內翻譯出版了她的代表性著作《現代漢詩:一九—就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和《從邊緣出發:現代漢詩的另類傳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研究區縣市:海外華人學者利用其學術優勢,對文學史/新詩史書寫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努力踐行“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觀”。李歐梵、王德威、周蕾、史書美、唐小兵、張英進等人從整體觀出發,努力拆解近代、現代、當代的歷史分期,跨越大陸、港臺、新馬、海外的地理疆域,辨析”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與”世界華文文學”的內在關系,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葉維廉、張錯、奚密等美國華人學者的現代漢詩研究,自覺跨越文學史書寫的自我設限,打破森嚴的學科場域疆界與研究方法壁壘,以整體的眼光觀照研究對象。首先,在時間縱向上,打通近代、現代、當代的人為分野。具體到詩歌研究,奚密有意識地打通這種人為的歷史分期,并以“現代漢詩”這一概念對五四以來以白話文創作的自由詩或新詩進行涵括整合,試圖跨越現代、當代的囿限,對近百年的新詩發展進行整體的觀照。其次,在地理空間上,打破兩岸四地的地域疆界。與以往的研究成果強調地區差異不同,海外華人學者的現代漢詩研究從整體觀出發,既看到各個地區( 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海外) 呈現出來的差異,更看到它們內在的歷史關聯與美學傳承。張錯通過《千曲之島: 臺灣現代詩選》的選本批評實踐,既對臺灣現代漢詩的發展進行了歷史透視,更站在 20 世紀現代漢詩發展史的高度縱論臺灣新詩的美學得失,得出辯證的結論: “臺灣現代詩既是中國大陸新詩主流的延續,也是臺灣本土苦難傳統的承繼”。(張錯: 《導言》( 奚密譯) ,《千曲之島: 臺灣現代詩選》臺北,爾雅出版社1987)從語言本體論角度自覺對現代漢詩抒情傳統進行理論建構。美國華人學者奚密對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的差異進行了多重文化的探察,認為現代漢詩的“邊緣化”不僅與時代、政治、社會、教育等相關,而且與讀者群體的知識結構與趣從整體觀的視野重新審視現代漢詩在大陸臺灣不同空間的內在歷史關聯與美學傳承。她的《現代漢詩: 1917 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宋炳輝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第一章“詩的新向度: 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既看到它們之間內在的詩學脈絡與理論資源,又注意到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與獨特性。王德威: 《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 年第 9 期)。葉維廉《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省思》(《葉維廉文集》第 2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則是海外學者較早地以整體觀的方法探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三、研究思想、研究手段的轉換與論爭

  30年以來的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除了外部研究條件的變化外,在內部學理思路上的也產生巨大變化:不再是沿著歐洲漢學考據詮釋、知人論世的傳統治學路子,更非中國的經學傳統或近代以來的社會背景分析方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大量借用,社會科學的術語和方法成了研究范式轉化的明顯標志;其次是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對文學闡釋的影響,特別是新歷史主義和解構主義對文學史書寫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多種新的學術思想觀念和批評方法多種運用,如比較流行的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費羅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性別與身體批評、中西比較以及美學批評等。下面摘其主要:

  1、解構主義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齊皎瀚 (Jonathan Chaves)樣描述新興理論對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影響: “我是一個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者,但是我可以說,我的研究領域,正如今天的其它人文研究領域一樣,已經被各種文學理論方法所滲透。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解構主義”。解構主義又稱“新批評”。所謂新批評,專指對作品內在結構和內在藝術價值作細微的探討,它不顧及作品的作者條件(包括其思想感情和身世經歷)及其產生的時代或社會背景。認為作品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作家生平和時代背景等是外在的因素,外在因素不應該干擾內在文本。因而它極力倡導文本的細讀,以此探索文本內部的意象、措詞、結構等,從而完成對該作品價值的認識與評價。這種強調文學本體的新批評的先驅是英國詩人兼批評家艾略特和批評家瑞恰慈,到美國學者蘭瑟姆推出《新批評》一書而正式得名流傳,并在美國風行。新批評方法的長處在于,對文學作品本身可以作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和認識,而不受作品以外任何因素的干擾,甚至對一些名家的名作,新批評重在對其語詞的評析和結構的解剖,不會也不可能先入為主,且這種批評方式在其強調重視文本形式的同時,并不完全無視文本的內容,只是誘導讀者擺脫常規的思路去發現作品的內在意蘊,這對于人們客觀認識和評價作品的實際價值很有幫助;然而,它的短處也顯而易見,這就是它片面地強調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內容本身,忽略甚至割斷了作品與作家、創作環境、社會背景之間的聯系,而后者其實對于讀者理解作品,解釋作品何以會產生,以及作者為何會運用某種藝術表現形式等,都很有參考意義和價值。如前面提到的黃衛總(MartinwW.Huang)《欲望與中華帝國晚期的小說》和《晚清帝國時期的男子氣概論說》管佩達(Beata Grant)與伊維德(Wilt Idema)合著的《彤管:中華帝國時代的女性書寫》都屬于這類研究的代表之作

  2、意象理論 對于詩歌中意象的形成、運用及其表現,中國古代文論也有論及,如早期的《易傳》和六朝劉勰的《文心雕龍》,但不甚全面,且未能較普遍地用之于對詩歌的鑒賞。美國學者劉若愚在他的《中國詩歌藝術》和《北宋六大詞人》中對意象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他將中國詩詞作品中的意象表現分為多種,包括:其一,單純意象,乃藝術創作的一個基本步驟,其對象大多直接是大自然中的某一景物、景色或景象,有的則是作者周圍的建筑或擺設等,以此作描述和起聯想作用,藉此可使讀者一窺作者審美情趣的焦點所在乃至他們藝術目光的深淺;其二,復合意象,這包含內部與外部,內部的兩種成分需要選擇搭配,必要時還須明志寄懷,例如色彩的對比、動態與靜態的分別等,而外部則與其他意象之間要呼應比照,形成比較意象,由此共同組成和諧的整體;其三,聯覺意象,又稱通感意象,指的是多種感覺互相溝通的心理現象,它們或通過幾種感官對一種感官所受的刺激做出反應,或一種感官受刺激時同時產生多種感覺,這實際上也是對創作和欣賞兩種不同藝術活動分別觀察的結果;其四,俗套意象,所謂俗套,指一些意象在詩作中經常出現而令人有生膩之感,這便成了俗套,對這類俗套類的意象,詩人若能靈活地加以創造性加工翻新,便可以激發人們新的聯想,從而通過運用這些俗套意象,產生奇異的藝術效果;其五,意象組合,這是讓單一的或復合的意象在一部作品中同時出現,從而形成所謂的意象組合,其產生的效應,應該是并合意象,或稱為意象并置,它能產生強烈的美學效果 例如,劉若愚《中國詩歌中的時間、空間和自我》一文,將中國古詩中的時間、空間和詩人自我之間的相互關系作了系統考察和有機梳理。對時間、自我與方向(也即空間)三者之間可能產生的各種關系,以詩歌的實例進行詮釋。劉若愚在闡述以上中國古代詩歌作品的多種關系時,還相應地分別列舉了西方詩人類似的詩句作對照。例如,談到自我靜止、時間從后向前移動,劉若愚舉了西方人安德魯·馬維爾的兩句詩,說明兩者觀念的相印合處:“但我總聽到身后有隆隆的聲音,時間的飛車正在奔馳,步步逼近。”

  劉若愚 (James J. Y. Liu,1926—1986)作為首先將解構主義運用到中國古典詩歌分析的代表人物,他是美國漢學界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學理論的挑戰并積極回應這種挑戰的學者之一。認為,中國文學研究不再依附于傳統歐洲漢學所一貫依賴的語文學 (philology) 和歷史學,而是要研究中國文學的內在特性。這個判斷,和美國漢學的整體轉型在方向上正好是一致的。劉若愚在文章中還指出,將西方的新興理論運用于中國文學研究,產生了三個很好的結果: 一是 “它為中國文學帶來新鮮的觀點”; 二是“它將中國文學置于更廣闊的視角”; 三是 “它使中國文學更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劉若愚進一步補充道: 這些研究使得 “西方文學和比較文學的學者最近都開始關注中國文學———并且很感興趣”。作為一個華裔漢學家,劉若愚在這個動機之外,還有一些特別的焦慮。他曾描述他自己 “試圖向西洋讀者解釋傳統的中國文學” 時所感受到的雙重焦慮: 第一是怕自己作為一個 “用英文寫作的中國批評家”,無法在自己的研究與西方的讀者之間建立一種共通的知識背景和文化信念;第二個焦慮,是怕自己作為一個身處 “當代中國文化”之外的美籍學者,無法使自己的研究與現實的中國建立一種實際的關聯。正是通過運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劉若愚找到了克服這雙重焦慮的信心,他說: “這樣的批評家仍然能夠享有當然的入場權 (entrée),進觀中國過去的文化,而且,由于融會了一些西方的文化,其立場反而可以闡明前者而對后者有所貢獻。”(劉若愚、杜國清《中國文學理論》鳳凰傳媒出版集團2006)。他的同道還有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高友工和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梅祖麟。高友工《美典:中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書店),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究討會論文集)皆是采取解構主義的批評方法《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中的“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更是其代表。

  劉若愚 (James J. Y. Liu,1926—1986)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 美國著名華裔學者。1926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畢業于北京輔仁大學西語系。主要研究中國古典詩歌、詩論和文論,以及中西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他還著有《中國詩藝》、《中國之游俠》、《李商隱的詩》、《北宋主要詞人》、《中國文學藝術基礎》、《跨語種批評家》、《悖論—語言—詩學》等。

  3、中西比較 中西比較詩學屬于比較文學的分支,著眼于對中國和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包括詩歌理論和批評)作比較,從中發現兩者之間的共通規律和特點。歸納起來,這樣的中西詩學比較有多種方法。美國漢學家在研讀中國文學時,主要采用以下手法:其一,融合法,將中西兩種文學理論和批評觀點融合起來,創造一種不僅適用于解析中國古詩、也適用于西方理論批評的新的理論或方法,此即所謂中西合璧;其二,抽繹法,從中西兩種文學作品中抽繹出共同適用的理論,以此建立起共同的詩學,這在當下尚不成熟,卻是美國學者正在努力的;其三,移植法,取用西方的文學理論整理或剖析中國的文學理論,簡稱為移西就中;其四,類比法,將中西文論置于對等的地位上加以比較,無主次之分,它強調兩者之間的相同,同時也不排斥其相異,這個方法在美國漢學界運用較多;其五,對比法,雖也是將中西文論置于同等地位,但這個方法重在辨析相異,同時也考察異中之同;其六,溯源法,屬于影響研究的一種,從接受者的角度追溯外來影響的淵源,這比較多的是在研究考察中國近代的文學家或文學理論方面,探討其受西方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影響之淵源。如前面提到的余國藩的《朝圣行——論神曲與西游記》,柯夏智(Lucas Klein)《印度的回響: 唐代律詩的形式、內容與世界文學》(《中國文學》2013年第35卷),討論中國文學與印度古文明之間的碰撞和影響,波士頓學院的蔣興珍《自我覺醒:中華帝國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體和身份》采用了弗洛伊德理論來解讀《聊齋志異》中一些通常為人所忽略的故事。等等皆是如此。

  4、原型批評 原型批評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批評流派。所謂原型批評即是從神話著手從宏觀上研究文學藝術自身的內在類似性,即其程式、結構模式和原則,并從整體上探尋文學類型的共性和演變規律。其主要創始人是加拿大的弗萊。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 1957年他發表了成名作《批評的剖析》,集中闡釋了神話原型批評思想。弗萊認為,文學起源于神話,神話中包蘊著后代文學發展的一切形式與主題原型。這個原型可以分為意象、細節描寫(如四季的循環交替、人的生老病死等)、情節(如善惡斗爭)和人物4大類型。美國漢學家的中國神話研究多采取“原型批評”方式,如前面提到的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的《中國古代洪水神話》,李前程(QianchengLi)的《啟蒙之書:〈西游記〉、〈西游補〉、和〈紅樓夢〉研究》,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魂旦:中國17世紀小說中鬼魂與女性的形象》皆是如此。也有用在詩文分析方面,如的代表作 《梅花與宮闈佳麗: 中國詩選譯隨談》,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大量借用西方的主題研究、原型理論,推進了中國古典文學與歐洲文學傳統的對話。

  5、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材料運用 以宇文所安和他的弟子為代表。宇文所安的介紹見前。最能體現視角獨特的論著要數宇文所安的《迷樓》,堪稱一部研究中國古代詩學和中西比較詩學別有風格特色的著作。全書將古今中外涉及愛欲的詩歌——包括中國古代和歐美傳統與現代的各種詩歌作品,打破習常規矩,不受框架拘束,信筆走馬,縱橫穿插,讀者隨著作者的“誘惑”和“招引”,行走在迷而忘返的中西情愛詩歌的迷宮中,其中既有情詩和艷詩的展示賞析,也有敘事和抒情的分析議論。目的在于讓讀者從中獲得由詩歌本身和作者精密分析所帶來的愉悅,以及讀者透過文字表面深思其背后哲理所得到的快樂。

  這個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思考方式也體現在他和孫康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宇文所安在其中提出“文學文化史”的概念,展現文學文化史的發展脈絡,而非囿于朝代政治史。比如宇文所安執筆的“文化唐朝650—1020”一章便始于7世紀50年代武則天登基而不是從李淵稱帝的619年開始寫起。對此,宇文所安認為,南北朝時期南朝的宮廷文學影響到了北方,北方的北齊、周、隋都吸收了南方精致的文學文化,盡管中間經歷改朝換代,但是一直到唐太宗時期的文學都是北方宮廷文化的延續,文風也是一脈相承。而自武則天起,文學創作延伸到了精英階層,文學活動也開始從宮廷內向宮廷外轉向,對文學及文人的評判也逐漸和王朝政權的認可相脫節。所以,劍橋版在傳統文學史分期的基礎上做了大膽的調整,把初唐文學劃上一章予以敘述。而“文化唐朝”這一章也一直寫到五代以及宋初的60年結束,因為作者認為直到范仲淹特別是歐陽修等人的涌現,宋代文學才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宋代化自身的特征才比較明晰地顯現出來。第五章“北宋(1020—1126)”和明代的處理也類此。

  他的一些弟子更關心文學史中的物質性思考,關注物質文本的生產和流傳過程對文本接受的影響,如前面提到的王宇根(WangYugen)的《萬卷——黃庭堅與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和寫作》即是討論討論北宋印刷術的傳播對于閱讀和寫作之影響的作品。不僅深刻影響了讀者對文本的閱讀和消費,還進一步影響到作者的寫作態度和寫作方式。其觀點暗合了法國年鑒學派羅杰·夏蒂埃(RogerChattier)的 “文本社會學”

  再如前面提到的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以陶淵明為個案,討論了手抄本文化給古典文學研究特別是中古文學研究帶來的問題,強調文本的流動性和抄寫者/編者/讀者參與了文本的創造。

  但是,就像美國漢學研究在上個世紀中期的轉向,特別是與歐洲傳統的漢學研究方式決裂,美國一些漢學家也持相反的看法和批評態度一樣,以上這些后現代主義的研究套路和批評方式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強烈批評和激烈論辯:前面提到的齊皎瀚就表達了最激烈的反對意見。他認為福柯、德里達的文學理論是 “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 在 1990 年美國的亞洲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圓桌討論上,齊皎瀚表達了更為具體的反對意見,他對余寶琳、宇文所安用解構主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做法提出了最嚴厲的批評。“我們越來越多地只是認識我們自己。”齊皎瀚認為,余寶琳的 《中國詩歌傳統中的意象》,對意象的關注遠遠少于對隱喻和諷寓的關注。更確切地說,她對文學的關注遠遠少于對哲學和形而上學的關注。余寶琳過分強調中國的一元論和西方的二元論的對立,其思想背景是現代西方理論對形而上學的離棄。對宇文所安的《迷樓》,齊皎瀚尖銳地指出: “為德里達狂熱思想的信徒們,敞開了中國詩研究的大門”。雖然宇文所安在書中沒有用解構主義的任何術語,但是此書的基本思想來自解構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本解構主義理論教條的課本。最終,“我們———不是公開地,而是隱蔽地———離開了文學的天地,走向了哲學的領域” ( 見張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閉圈》 (北京:三聯書店2004)

  前面提到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方語言學講座教授,道教和唐詩研究的領軍人物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1913—1991)也站在與劉若愚相反的立場。竭力維護傳統漢學研究的地位,強調中國文學研究的根基在語文學。相反,后者反對傳統漢學的研究方法,甚至宣布: “近來有一個不斷增長的趨勢 (至少在美國),那就是承認中國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學科,而不是漢學的一部分。在北美漢學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傳統漢學研究和文學研究之爭的核心問題,在于方法論的不同: 前者運用傳統的語文學,后者運用新興的文學理論方法。很明顯,前者的長處在于語言與文獻工夫,但忽視審美維度,易變成資料長編; 后者的長處在于角度新穎,但是易產生牽強附會、忽視文獻的弊病。

  其實,這些運用后現代主義的研究套路和批評方式并取得成功的美國漢學家們也有自己的焦慮。前面曾提到運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的劉若愚的“雙重焦慮”。宇文所安等也仍是一樣:在一次訪談中,宇文所安再次強調自己不是在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強調一種 “自然產生”的中西融合的狀態,他說: “在美國,確實有些學者在嘗試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但是否有用,是否成功,還在未知之數。至于我本人,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考察中國文學時,是否采用了中國的角度,或 ‘西方’的角度。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混合體。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學者讀了我的著作,總是說我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學; 而當我研究美國或歐洲詩歌時,那些領域的學者又總是說我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說話。余寶琳 (Pauline Yu) 也采用了與宇文所安相類的態度 “文化帝國主義”的表述,她說: “從新批評以來的大多數西方文學批評方法,都難以在中國批評傳統中找到對應物,因為這些方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哲學及文學的預設之上。當被運用于中國文學時,能得到的最好評價是兩者不相干,最壞評價則是文化帝國主義。所以,仔細考察一下,所謂的文學 ‘普遍性’幾乎都是西方的文學普遍性。”

  這種焦慮在美國年輕漢學家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田曉菲概述北美的中國中古文學研究時說: “年輕一代學者雖然對傳統意義上的 ‘漢學’感到不屑,卻又往往缺乏 ‘文學研究’ (literary studies) 的專業訓練 (disciplinary training)。因此,北美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目前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突破固有的窠臼,既保持老一輩漢學家以文本為基礎的嚴謹治學態度,又擺脫昔日漢學缺乏思想和理論深度、見木不見林的研究特征,達到一種基本的理論水平,可以在同一個話語平臺上與他國文學研究者進行對話和交流。

(資料來源 張萬民《西方理論與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孫亞鵬《新世紀北美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與趨勢(2000—2016)》,王慧《美國漢學家康達維的辭賦翻譯與研究》,卞東波等《美國漢學期刊《 中國文學》 ( CLEAR)論文目録 ( 1979—2014) 漢譯》,謝聰《三十年來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評述》徐志嘯《美國的中國古代詩學研究》,蘇文健《美國華人學者的中國文學整體觀——以現代漢詩研究為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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