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對話·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讓千年文脈流淌不息

  嘉?賓:

  主持人:?本報記者?俞海萍

  嘉?賓:

  劉佳義?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孫慶聚?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央黨校副校長

  閻晶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千年大運河,錦繡貫古今。在見證過時代變遷、人事代謝之后,這條古老的河流又迎來了新的歷史節點。中辦、國辦日前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以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引領,統籌大運河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建設大運河文化帶提供了政策支撐。我們今天邀請了四位嘉賓,就如何保護傳承利用大運河文化展開討論。

1.一曲流淌的文化

  記者:大運河開鑿至今已有2500多年,它承載著眾多的文物遺存,流淌著多樣的伴生文化,也凝練著豐富的運河文化精髓,是一曲流淌的文化。您怎么理解大運河所包含的豐富的文化內涵?

  劉佳義:大運河是一條母親河,它不僅養育了沿線千千萬萬百姓,而且積淀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盡管今天它的某些功能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卻歷久彌新、熠熠生輝。與多數文化遺產不同,大運河文化遺產有其特殊性:一是大運河是流淌的、活態的,不是靜態的文化遺產。二是大運河文化遺產的分布不是一個點、一個面,而是由點、線、面共同構成的巨型帶狀大遺產。三是大運河文化遺產今天總體上仍在使用,并不斷被注入新的內涵。這種獨特性,決定了對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應該是積極的活態保護。

  閻晶明:如何讓大運河文化既有統一的文化內涵又不泛化,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第一,大運河是一種很復雜的文化現象。從概念上講,大運河文化和大運河沿線的文化既有統一的內涵,又有明顯的區別。大運河涉及到八個省市,沿線的文化是非常豐富的,但不能把它所經過的地方的文化都視為大運河文化。因此,我們需要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在兩者之間做一些區分、識別的工作。

  第二,漫長的歷史過程當中,沿岸也產生了很多故事。怎么讓這些故事與大運河的內涵聯系起來?怎樣把這些故事變成講述大運河的故事,而不是大運河沿線的故事?大運河本身承載不了那么多豐富的文化,需要把它承載的文化提煉出來。

  第三,大運河本身是個水利工程,但它在歷史上還有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作用,同時又具有流動性,加強了南北方的聯系。它既打通了自然的河道,也開鑿了人工的運河,在科技方面的價值也很高。這些都需要更專業的人去挖掘。

  劉士林:就我個人而言,更傾向于把大運河豐富多樣的文化層累和精神內涵理解為一個“城市文化形態”。西方有句名言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我們團隊十多年前也提出“大運河的歷史,是一部運河城市發展史。”大運河不僅是一個跨區域的經濟和商貿通道,也是一個跨區域的文化和生活空間。如《綱要》所說,大運河文化帶涉及京津、燕趙、齊魯、中原、淮揚、吳越六大區域文化,包含了水利、漕運、船舶、商事、飲食等多種文化形態。因此,不管是哪一個專業和學科,都不可能裝下這個時空跨度如此巨大、文化層累如此豐富的“巨型文化綜合體”。

  從大運河城市文化出發,可以提供一種完整的認知視角。芒福德曾有一個觀點,說城市從起源開始就是一種“專門用來貯存并流傳人類文明”的“特殊的構造”。我們也可以說,與大運河一起成長起來的運河城市,不僅是運河文明成果和文化創造的主要策源地,同時也是傳統運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存儲庫。城市文化的框架,比文化遺產、水利工程、工商財稅等更容易把握其全面和整體。同時,與中國古代占據主流的農耕文化不同,運河城市文化最突出的特點是開放性與多樣性,具備開展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良好資質,也最容易和國家新型人文城市建設找到共同的語言。

2.一個凝聚的共識

  記者:大運河總長度約3200公里,其保護利用涉及多省市區,面臨著諸多挑戰。您認為,大運河的保護目前存在哪些方面的問題?應如何改進?

  劉佳義:比較突出的矛盾分布在四個方面。

  一是保護力度不夠,內涵挖掘不深。地方普遍重視地面景觀,忽視考古發掘保護。比如大運河沿線有450余項代表性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項目和傳承人扶持力度還需增強。再如,浙江許多文化遺產基礎數據分布在各縣區,沒有形成完善規范準確的數據庫。

  二是生態環境治理薄弱。我們了解到水的現實情況十分嚴峻:在黃河以北,部分運河河道淤積富營養化嚴重,水源減少,水質較差,許多為劣V類;部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管理失范,年久失修嚴重老化;違章建設、違規排放等行為時有發生。運河防洪、排澇、供水、航運、環境、生態等多功能的沖突不斷出現,運河水工文化的保護傳承利用在力度、深度、廣度上都不夠。

  三是統籌協調管理機制尚未健全。大運河主要由水利、交通、文物等部門交叉管理,“九龍治水”現象明顯。運河河道由水利部門管理,沿線污染控制由環保部門管理,沿線土地由國土部門管理,河堤上防堤林又由農林部門負責。管理機構多,運河水利工程遺產被現行管理體制人為分割,合作機制運行難;部門爭利益,省際之間、市區縣之間不同類型訴求矛盾多;協調內耗大,有些問題部委部門之間協調難。

  四是開發項目缺乏統籌設計,同質化明顯。無論在京杭大運河還是隋唐大運河,沿線不時出現一些打著文物保護旗號,興建各類公園、園區、開發房地產等建設項目,跑馬圈地現象突出,甚至損毀歷史遺存。運河沿線地方政府在古鎮古村和歷史街區的保護利用工作中,規劃設計重“物”輕“人”;功能業態重“客”輕“主”;文化挖掘重“硬”輕“軟”。村鎮的歷史源流、民風民俗、傳說故事、傳統技藝等歷史文化內涵的挖掘整理嚴重滯后,百姓的運河文化記憶逐漸模糊,與運河的情感聯系日漸淡漠。

  孫慶聚:當前的突出問題是《綱要》下發前,現行區劃內已經有存在了十幾年幾十年、并為當地提供了和正在提供著可觀經濟社會效益的工礦、企業、公司、商場、店鋪等生產、經營實體的地上建筑及民居等。而《綱要》規定,大運河沿線凡具備條件的有水河道,兩岸各1000米范圍內為濱河生態優化空間,2000米范圍內為濱河生態空間核心監控區。生態優化空間和生態空間核心監控區內已建、在建的一切違規建筑都應限期拆除,這是不能碰的底線和紅線。

  現在問題的癥結就在于上下認識不完全一致。建議國家層面在認真調查研究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抓緊出臺穩妥可靠的解決辦法;地方層面也要有全局觀念、大局意識,應當看到建設好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以后所產生的生態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只有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才能形成一股保護傳承大運河歷史文化遺產的合力。沒有這股合力,我們的目標是實現不了的。

  閻晶明:當下各地保護的熱情很高,落實《綱要》也很積極,但還是存在各管一段的現象。《綱要》已經分析了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指出大運河遺產保護壓力巨大,“碎片化保護現象突出”,“合作機制亟待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還不夠”,“區域間資源整合、生態利益調節的常態化協作機制不健全,缺乏跨區域協作的有效平臺,難以形成大運河各類資源保護傳承利用的合力”。調研中我們也看到,在連“珠”成“串”,即“珠”的擦亮與“串”的銜接方面,還有許多因缺少協調造成的不平衡現象。沿線各地方文化意識普遍增強,但“帶”的意識還存在明顯不足。

  劉士林:大運河文化帶本身具有“年久失修”的特點,同時由于涉及的主體多、關系層級復雜,再加上《綱要》提出的要求高、時間緊、任務重,現在各方面的問題和挑戰也集中表現出來。我個人認為,在當下應優先考慮和做的工作,還不是一些局部的具體問題矛盾,而是如何認真研究和吃透《綱要》的戰略意圖和核心要求,把一些長期以來拖而不決、爭執不下的突出問題和矛盾,放到《綱要》的總體框架下予以審視和研判,查找深層次根源,求得根本性解決。

  對此提出幾點建議:一是認真研究和領會《綱要》的中心思想,避免用自己的“老一套”或“小算盤”來曲解《綱要》,比如有利于本專業、本部門的就“用”,不利的就“視而不見”。要以《綱要》為做好各項保護工作的基本遵循。二是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在《綱要》的宏觀指導下,編好各自的“小規劃”,避免“比葫蘆畫瓢”。“小規劃”的高水平研究和編制,是《綱要》高質量落實的關鍵。三是要避免各自為政,切忌“本位主義”,以致出現一些“明星城市”或“明星工程”,而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層級關系及分工協同機制的大運河文化帶。

3.一項系統的工程

  記者:大運河是歷史的,更是當代的。您認為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有什么重大意義?

  劉佳義: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建設的是大文化,包含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建設的豐富內涵。正如《綱要》列舉的保護傳承利用重點任務,囊括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河道水系治理管護、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城鄉區域統籌協調等多個方面。應樹立系統思維和整體觀念,著眼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統籌推進保護、傳承、利用等各項工作。

  劉士林:大運河文化的保護傳承利用,實際上一直在探索中。甚至可以說,《綱要》本身和地方政府、學術機構、文化企業、社會團體、媒體甚至是一些個人長期以來的呼吁和踏踏實實的保護工作密切相關,是集體智慧的集大成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關于《綱要》最直接的意義,我想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一是提升了高度。《綱要》首次提出了作為區域發展戰略的大運河文化帶,把過去各地自發的、局部的、冷熱不均的保護提升到自覺的、全域性的、統一協調的整體保護。二是深化了內涵。《綱要》提出的“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超越了在申遺過程中確立的“非遺框架”,解決了保護、傳承與利用、發展的矛盾,形成了新時代建設中國大運河文化帶的完整功能定位。三是具有約束性。《綱要》把過去可有可無、可輕可重的文化保護傳承,變成了國家的意志和要求,納入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的考核體系,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提供了政策和機制保障。

4.一幅壯美的畫卷

  記者:推動大運河保護,既是文化工程,也是精神工程和發展工程。您認為此次中央下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對在新形勢下大運河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以及大運河沿線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孫慶聚:保護修復優化大運河沿線自然生態,建設一條永久性綠色生態廊道,為打造大運河文化帶、保護傳承利用大運河文化遺產提供堅實可靠的基礎保障,是一項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任務。《綱要》首次提出保護修復優化大運河岸線自然生態、建設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的戰略任務,并就加強大運河生態環境保護修復作出統一規劃部署,為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建設提供了政策性的權威依據。對于大運河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以及大運河沿線區域經濟發展來說,《綱要》給予了一種全景式的關照,提供了一種實體性的支撐,具有里程碑意義。

  建設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是一篇大文章,目前剛剛點題和開篇。我們應通過健全完善社會參與機制,最大程度地把沿線廣大群眾建設熱情和積極性調動起來、發揮出來,把全社會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吸納進來,做到上下同心,萬眾一心,合力譜寫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建設的壯美篇章。

  閻晶明:《綱要》在保護理念上體現了很強的時代特征,比如它特別強調對生態的改善和保護。這個提法第一次出現在大運河討論范疇內,體現了新時代的新概念、新要求,和中央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相一致。另外,《綱要》也更有全局觀,強調統籌協調,上下聯動。當然,這要具體落到實處,還需要各地加強配合、統一協調。

  劉士林:長期以來,一涉及到文物、古建、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就會碰到一個問題:如何界定傳承保護和開發利用的邊界?這個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就會導致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如果沒有積極性,就祭起“保護傳承”的大旗,拒絕利用和發展,相反則是借利用和發展之名,大肆毀壞和破壞運河兩岸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綱要》開門見山提出“以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引領、統籌大運河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多次強調“以文化為引領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實現高度統一”“六大高地(京津、燕趙、齊魯、中原、淮揚、吳越)凸顯文化引領”。這不僅為解決保護和利用的矛盾確立了一個新的原則,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了新的設計,同時也明確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主線,即以文化帶建設引領中國大運河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和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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