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談往錄》:重談辛亥,“談”何容易?

《戊戌談往錄》,陸建德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58.00元

  去年是戊戌年。在當代人的歷史記憶里,有幾個干支紀年尤為熟悉,甲申、甲午、庚子是如此,戊戌也是如此。初拿到陸建德先生這本《戊戌談往錄》,還以為是談論戊戌變法的書,讀完才知道取的是作者在去年也就是戊戌年將自己幾篇史學雜文予以結集的意思,與戊戌變法無關。

  雖然不是談論的戊戌變法,但又不能說全然無關。因為,《戊戌談往錄》收錄的文章基本上都圍繞著“保路運動—辛亥革命—五四及新文化運動”展開,大致時間是清末民初1909至1919年這十年。1898年發生的戊戌變法,正是這幾個大事件的前奏。從這種聯想來說,書固然沒有討論戊戌變法,但名為“戊戌談往”,的確具有提醒讀者進入歷史沉思、從1898年開始聯想的意圖。

  《戊戌談往錄》共收錄了11篇雜文和1篇回憶錄,都是作者近年來為媒體所寫的長短文,顯然,這本書的讀者并不僅是專業人士,還包括廣大的歷史愛好者。但此書并不因為是結集而顯得意圖零散,相反,作者的意圖非常明確:再談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

  這談何容易?

  因為,這一段近代史留下的資料十分豐富,昔年參與其中的利益主體和社會階層又頗為眾多,因此要認清其“客觀史實”已實屬不易,遑論評判;同時,這段歷史又因為與當代史關系密切,大眾對這段歷史早已形成了簡約易懂的想象和基于自身立場的價值評判。這一“多”一“簡”,不僅作者不容易談,我讀完全書后對此書也頗覺不容易談。

  《戊戌談往錄》至為鮮明的特點有二。

  其一,是對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里“中央與地方”“集權與自治”這兩對關系的張力的呈現;

  其二,是在呈現上述問題的同時,指出當初應當努力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同步提高國民的政治能力。

  當然,這兩個問題是糅合在一起的。《戊戌談往錄》里篇幅最長,占了全書四分之三篇幅的《蜀道難——保路運動百年回顧》《致亂的金蘋果——下落不明的川漢路余款》《烈士之死——關于四川保路運動的札記》《分與合:辛亥研究新范式》及《地方分離主義與中央集權》五篇文章,集中分析了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的一些微觀史實。

  關于保路運動,其源于清廷宣布鐵路干線收歸國有。此后,由川人自籌資金成立的川漢公司在四川咨議局支持下,對國有政策非常不滿,以清廷從國外銀行借款、清廷賣國、清廷要侵吞川人集資款為由,掀起抵制國有的運動。這是我們熟悉的劇情,但作者爬梳發現:一來,清廷并未意欲侵吞路款,而是有償贖買,而且還嚴禁地方以鐵路名義強行向川人攤派;二來,路權被保下來了,但路卻沒有修,“民國數十年間,四川寸軌未鋪,只能說是蜀道難”(p67),考慮到保路之時的洶洶民意,其結果卻名實如此不符,荒誕且諷刺;三來,路沒有修,意味著路款是否也沒有被挪用?非也,這筆從川人身上或募集或攤派的巨款竟然不知去向,也無賬目可查,作者只能從運動勝利后地方軍隊的軍費、“革命元勛”們留洋的學費,以及保路運動的關鍵人物鄧孝可后來在杭州實現“財務自由”,起別墅、筑“可園”、種花草的花費中做一番揣摩聯想了。

  而關于辛亥革命,作者沒有從軍事、政治形勢等入手,而是別出心裁,從“清末民初財政”入手,指出中國自古就缺乏財政預算決算等管理的意識,直到清末才打算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但太平天國之后,清廷威風掃地,已經無法建立財政上的權威,是一個財政上的弱國,這才有了甲午之敗等一系列的國家失敗。辛亥之后,無論是袁世凱政府、北洋政府,都沒有成功建立起這一制度。直到1927年幣值改革,“這種趨勢才得以扭轉”(p134)。作者通過財政的角度,指出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因為清廷喪失或曰從未擁有真正治理全國的能力,而老百姓則從未擁有過基于法制和秩序的政治能力,是一種雜糅著“一盤散沙”“叢林法則”的“自由”。在這種態勢下,地方分離勢力在自治、光復的旗號下,在國外勢力分而治之的策略下,成為了辛亥爆發的原動力和受益者,但并沒有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由此可知,作者的意圖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引導讀者從一個技術性的角度,如財政問題,來理解這兩個歷史事件的另一個面相。

  在作者的敘述中,這兩個事件都繞不過去的就是財政問題。無論是保路運動中下落不明的路款,還是辛亥前后嘗試建立中央財政制度的努力,都揭示了當時的中國朝野極度缺乏管理財政的能力和道德,也就無法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國家治理,聽任地方分離勢力蠱惑民粹,開門揖盜,肆虐橫行。以國家的各自為政和國民的災難為代價,哺育了一批批地方既得利益者。正如嚴復所說:“吾國上下,其最缺乏者,即是經理阿堵物之道德。”(p105)

  因此,作者的結論就很清楚了:近代中國如何扭轉一盤散沙的局面?首要任務是政府要強,避免地方分離主義,要提高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樹立中央權威。

  當然,作者并非鼓吹清廷和民國的專制和集權手段。作者反復強調:清末時人無法律意識,亦不了解何謂現代國家,卻侈談自由。只有先建立有效的國家治理,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才可能實現。由此我們可以引申:清末民初民眾無組織、無紀律、無政治能力的原因何在?不恰恰是腐朽的清廷自己塑造的嗎?清廷不給民眾以培養政治能力的機會,甲午之后“不得已”才戊戌,庚子之后“不得已”才新政,辛亥之后,“不得已”的機會亦已喪失,民眾又何以習得這一能力?

  此外,《戊戌談往錄》尤為出色的一點,是為一般讀者提供了一套看待歷史的方法。歷史愛好者談古論今,往往容易“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里的意思是說喜歡對歷史下結論、下定論。而本書對這類讀者來說,不啻為一本出色的方法論:一個歷史事件都好比一個“系統”,雖然有一些決定性的“常量”,但也擁有許多“變量”。“變量”越多,越接近真實。

  如本書在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等“系統”中,在以往“革命”“愛國主義”等“常量”之外,又加入了中央集權、地方自治、財政統一、國家能力等“變量”,才得以更接近歷史真實。絕對的歷史真實是不存在的,“談”何容易?作者在本書中的結論,亦需由讀者自行判斷,但讀者可以通過不斷引入新的有效的“變量”,提高自己分析歷史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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