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詒讓

孫詒讓

字號:仲頌(一作沖容)
別號:籀庼
生卒:1848年9月16日—1908年
籍貫:浙江溫州瑞安
簡評:清末經學家,近代新教育開創者之一


人物簡介  

  孫詒讓(1848年9月16日—1908),清末經學家,被譽為有清三百年樸學之殿。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頌(一作沖容),別號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舉人,五應會試不中。官刑部主事,旋歸不復出,專攻學術,精研古學垂四十年,融通舊說,校注古籍,著書三十余種。孫詒讓所著《周禮正義》為一生心力所瘁,為清代群經新疏中杰出之作。《墨子閑詁》亦為注墨的權威之作。《契文舉例》為考釋甲骨文開山之作。《溫州經籍志》,被譽為“近世匯志一郡藝文之祖”。《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批注》二十卷,《四部別錄》二卷,則是目錄版本學的專著。

  孫詒讓,十三歲就著成《廣韻姓氏刊誤》,十八歲寫成《白虎通校補》,一生著作達35種,對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學、校勘學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禮正義》是解釋周禮最精審詳備之作,《墨子間詁》為訓詁名著,被譽為“現代墨子復活”,《契文舉例》是考釋殷墟文字最早著作。

  孫詒讓苦心經營,籌建資金五十來萬,領導溫處十六個縣先后成立學堂三百余所,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并為地方啟蒙運動和刷新鄉土社會風氣起著巨大作用。近代學術界俞曲園、章太炎、張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啟超、魯迅、郭沫若、胡適等對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評價。《清史稿》482卷為他列傳,溫州和瑞安各地還修建了“籀園”、“懷籀園”、“籀公樓”等建筑物,來紀念這位大學問家和大教育家。

學術研究  

  孫詒讓的治學是由父親發蒙的。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進士,入翰林,歷官中外垂二十年。孫詒讓五歲時即隨兩親居北京,從父讀書識文義。九歲,受《周禮》,十歲即旁涉群籍,日以瀏覽《漢魏叢書》為樂。咸豐八年(1858年),孫衣言出任安徽安慶知府,他才從北京返歸里門。年十三,治校讎之學,即草成《廣韻姓氏刊誤》一卷。十六歲,讀江藩《漢學師承記》及《皇清經解》,知清儒治經、史、子、小學的家法。年十八復著《白虎通校補》一卷。到了廿六歲,便開始草創《周禮正義長編》。

  他在治學道路上,嘗自言:“少耽文史,恣意瀏覽,久之,則知凡治古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自能得師。”可見他幼承家學,從少即打下堅實基礎,到后來博極群書,其所以著作等身,學術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專攻。他十九歲參加院試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應浙江鄉試,中式同治了卯科舉人。但后來因鄙薄八股時文,雖八上公車,終未成進士。

  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緒五年(1879年)的這一段時間里,他侍父從宦于江蘇、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機會結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學士和學者名流,相互切磋學問,并甚得父執俞樾、座師張之洞的垂愛,獲益不淺。他對于乾嘉訓詁考據之學,尤服膺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繩諸家,走的是正統的樸學道路。光緒元年,他在三應禮部試不第之后,由于父親的安排,曾以山西賑捐,援例簽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貲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個月,便乞假離開官場,回到時任安徽按察使的父親身邊,仍埋頭做他的學問。

  此后,孫衣言調官湖北、江寧布政使,他都隨宦在側,由安慶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緒五年(1879)秋,孫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隨之返居鄉里。中間除遵父命曾一再進京應試與因參議學務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從事撰著,杜門不出。晚歲,并在鄉辦團防以御外侮,議變法以圖富強,興學校而言人才,營實業以濟民生。清廷詔開經濟特科,中外大臣陳寶箴、瞿鴻礻幾、張百熙、康景崇、端方、張之洞等先后三次舉薦,均不赴;禮部征為京師大學堂監督、禮學館總撰,也都堅辭不就。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于家,終年六十一歲。從孫詒讓十三歲開始撰著到卒前猶撰就《尚書駢枝》一書來看,其學術生涯,長達四十八年。計著有《廣韻姓氏刊誤》、《白虎通校補》、《六歷甄微》、《溫州經籍志》、《溫州古甓記》、《古籀拾遺》、《周禮正義》、《札迻》、《墨子間詁》、《周禮三家佚注》、《逸周書*補》、《大戴禮記補》、《周禮政要》、《九旗古義述人《古籀余論》、《契文舉例》、《名原》、《學務平議》、《學務枝議》、《尚書駢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種。草創未就者尚有《經迻》、《四部別錄》、《漢石記》、《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種。

  孫詒讓治學范圍包括經學、史學、諸子學、古文字學、校勘學、目錄學、金石學、文獻學。均能創新發明,邁越前賢。他的學術研究門徑,是建立在校讎學和文字學的基礎上的。因此對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語言解釋古人的著作,不牽強附會,不泥從成說,古籍中的許多誤字、疑義、錯簡,經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撥云霧而見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經書,他繼承的是南宋永嘉學派的學風,以為研究經書義理和所記載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義,針對今之時弊,見諸施行,以收成效。通經致用,講求事功,可以說是他治學的根本目的。 

  孫詒讓在經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學、校勘學、以及地方獻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贊譽他為“三百年絕等雙”。郭沫若說他是“啟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開創者之一,在理論和實踐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經子訓詁方面

  在經子訓詁上,孫詒讓的代表作是《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周禮》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漢初已佚,補以《考工記》),是記錄我國古代官制的書。孫詒讓認為《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總萃。而秦漢以來,諸儒不能融會貫通,鄭玄注失之簡奧,賈逵疏過于疏略,遂于1873年開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前后費時二十六年,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集前人研究《周禮》之大成,廣泛而詳細地征引各種文獻。已為《周禮》的可信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章太炎贊許為“古今之言《周禮》者莫能先也。”梁啟超對此書也推崇備至,說“這部書可算清代經學家最后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

  孫詒讓有感于清末政治腐敗國家危難,以“墨子強本節用,勞心苦志,該綜道藝,應變持危,其學足以裨今之時局。”在清代學者畢沅、汪中、王念孫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礎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間詁》十五卷。經孫詒讓的集解,《墨子間詁》成為人們閱讀的善本。至今還沒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過并取代《墨子間詁》。特別是書中與近代西學相通的名學、光學、力學等知識的闡發,是與孫詒讓的努力分不開的。以至墨學又成為近代顯學。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

  古文字研究方面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是我國第一本考釋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難了,沒有顧得上對甲骨作著錄和研究,1903年劉鶚將其所得甲骨編為《鐵云藏龜》后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跡,愛玩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后重復者參互采繹,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舉例》二卷。該書分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十篇。既釋文字又考制度,開了古字考釋與古史考證相結合和先例。孫詒讓考釋的字共有185個,雖然多半是和單個金文的比較中認出來的常用字,但他畢竟是較系統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孫詒讓還著有《名原》二卷,該書綜貫音、形、義,從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軌跡,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開啟了用甲古文考證古文字的先河,被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地方文獻整理方面

  繼承清代浙江學者關心地方文獻的傳統,以整理鄉邦獻為已任,在輯錄校理地方文獻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貢獻。1877年編成《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自唐宋至清道光以前溫州六縣文籍廣為著錄,共一千三百余家,一千七百五十九部。做到“凡遇先哲遺著,片紙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該志按四部分類,于每書目之下,采錄原書序跋、目錄,以及前人評議,如有論誤,匡糾于后。該志網羅宏富。體例嚴謹,考證精詳,被目錄學界稱之為“最著名的地方藝文志”。

  此外,孫詒讓還撰有《溫州建置沿革表》,編《溫州古甓記》,校集《永嘉郡記》,參加編寫光緒《永嘉縣志》,協助編輯《永嘉叢書》,還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對溫州地方文獻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傾注了心血,為后人研究溫州地方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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